陳榮基部落格 RONG-CHI CHEN BLOG學醫與學佛: 全責護理推手─周照芳傳記

別以為照顧住院的家人非你不可

《全責護理推手─周照芳傳記》

【序曲】

小女子的大戰役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凌晨一點，夜色如墨，星空顯得格外明亮，涼風在台大醫院外的大王椰子羽狀複葉間流動，台大醫院舊大樓外常德路上的樟樹飄溢出特有的清香氣息。

寂靜夜色中，幢幢黑影在路上移動，一整輛卡車載著滿滿的房間門鑰匙及一件件價值上百萬的醫療儀器，穿梭在常德路和中山南路之間…見到台北城中分局的交通警察在一旁管制交通，才讓人稍稍確定這不是一件驚天動地的竊盜案，但也同樣震天撼地--擁有近百年歷史的台大醫院，在院長林國信領導下，周照芳帶領護理同仁進行周詳的規劃，經過前置作業無數次的研議、討論、擬案，與各科室的協調，規畫歷時一個多月後，終於要完成歷史性的搬遷作業。負責主導整個搬遷作業的指揮官，除了當時台大醫院兩位副院長洪伯廷及沈友仁之外，最勞苦功高的當屬時任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的周照芳。

為了不影響民眾使用中山南路的路權，他們決定於夜間(凌晨一至六時)，將病患及醫療器材設備，逐一從舊院區(西址)穿越中山南路運送到新院區(東址)，連續十幾天，順利完成新舊交替，號稱「台灣史上最大的搬家工作」的「台大醫院世紀大搬遷」。那種半夜商請警車封住中山南路南北兩端，以保護病人走路、坐輪椅或乘車，穿越馬路的壯觀場面，為參與的所有人員留下深刻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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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子小小，頂著一頭捲髮的周照芳，統領臺大醫院近一半的員工，她在台大醫院的份量和她的個頭正好呈反比。醫院搬遷時，常德路舊院舍內一千多床病人，在她的指揮調度下，順利完成於半夜穿越中山南路抵達醫院新院舍的空前任務。

台大醫院從一八九八年的木造院舍，經十幾年後難抵白蟻的嚴重侵蝕，一九一二年由日本建築師近藤十郎規劃設計，改建為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風格的紅磚建築。儘管這棟位於常德路的台大醫院舊院舍曾經是當時東亞最大型、最現代化的醫院代表，但這棟臺灣近代洋式建築傑作，在歷經近百年的洗禮和歷史變遷後，也逐漸變得不敷使用。身為臺灣近代醫學龍頭的台大醫院因此計畫於中山南路興建新大樓，將病床數從原本的一千床，增加為二二○○床。

病床數量增加近一倍，佔院內人數最多的護理人力自然也要加倍。「絕不能等到真的已經增加為二二○○個病患的時候，才開始招募人力，新增加的護理人員如果都是新手，那將會是非常困難的。」護理部主任周照芳要求提前招募護理人員，並事先予以培訓，以應付未來所需。提前增加三○○位護理師人力，除了是因應未來需求之外，周照芳內心其實還盤算著另一個在她腦海裡擘劃多年的想法。

九歲的悲劇

三十多年前，周照芳的小兒子還是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班上有一個同學母親離家出走，這名同學和退伍軍人的爸爸以及大他許多歲的哥哥一起在台北國際學舍（原址現已改建為大安森林公園）後面一個臨時搭建的違章建築內生活，他的父親退伍後推著一個小攤車，做生意養活他和哥哥。

由於他的父親慢性病纏身，經常進出醫院，一生病就住在離當時台北國際學舍最近的仁愛醫院。他的哥哥就讀高中，在外縣市住校，當他父親生病住院時，只有這個小兒子可以照顧他。小男孩只有九歲，當其他同學還在玩彈珠、射飛鏢的時候，他卻要負責照顧在醫院的爸爸。

一天，他爸爸突然到醫院掛急診，照顧的重擔自然也落在他小小的身軀上。由於一時之間排不到病房，急診室的病床沒有配置陪病床，家屬只能在椅子上休息，通常必須經過一、二天的等待，才能等到病房。這個九歲的小男孩放下學校的課業到醫院照顧父親，空檔時縮在急診室的椅子上，偶爾打個盹兒休息。在溽熱的夏日午後，小男孩在醫院待了一個早上，還沒來得及吃早餐，就穿梭在醫院和家裡之間，幫父親整理住院需要的衣物用品，一直忙到中午才發覺肚子餓得咕嚕叫，母親離家、父親住院，自然沒有人可以照料他的三餐。正好醫院附近有一個小販在兜售碳烤香腸，於是他買了烤香腸果腹，沒想到傍晚開始覺得腹部劇烈疼痛，接著又腹瀉，雖然醫院緊急施救，但仍然回天乏術，當天半夜就在急診室往生了。

這是一九八四年仲夏的悲劇。這個發生在周照芳小兒子班上同學的事件，深深震撼著周照芳。難道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這樣的悲劇嗎？

歐美等先進國家醫院對於住院病人是採｢全責護理｣（Total care），也就是從病人開始住院的那一刻起，醫療及照護的責任就交由醫院全權負責，院方會安排「護士助理」（nurse’s aides；台灣稱為「照顧服務員」）照顧病人，家屬只須要在探病時間前往探視陪伴即可，不僅不需要家屬照顧病人，歐美國家的醫院還會安排社工關懷病人家屬，了解病人的家庭狀況，一旦發現像上述九歲小男孩家裡沒有東西可吃的情況，社工就會呈報並加以介入照顧，也不至於發生這樣的悲劇。

照顧父母非你不可？

相較於歐美昂貴的醫療費用，「廉價」的台灣的醫療體系自然沒有照顧服務員的編置，病人住院的照護責任須由家屬承擔，一旦家中有人生病，往往一家人的生活都受到影響，請私人看護每天得花二○○○至二五○○元，請不起看護的病人就必須由家屬在病床旁負責照料。子女們大多認為照顧父母，非自己不可，先以請假應付，久而久之也許就辭掉工作，二十四小時日以繼夜照護病人，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護理照護訓練的家屬，卻必須承擔護理工作，不僅原本生活失序，甚至因此罹患憂鬱症，有些原來就體弱多病的家屬也可能自己先病倒了。「照顧病人的責任，為什麼不能全部由醫院承擔呢？」這個念頭在周照芳的心中盤據許久，直到台大醫院搬遷之前，周照芳終於看到全責護理在台灣實現的一絲曙光。

在護理人員爭取增加夜班費都困難重重的年代下，想要推動可能會增加醫院額外支出的全責護理，更是緣木求魚，唯一的方法，只有趁著台大醫院擴大病房的同時，善用提前儲備的護士人力，才能在不增加醫院支出的前提下，試辦全責護理。

即使籌備醫院搬遷已經讓周照芳忙得不可開交，訓練大批新進護士更讓她分身乏術，但是周照芳還是馬不停蹄把握機會提出試辦全責護理的構想，完全沒有想到這樣做只會讓自己身體更累、壓力更大，不過畢竟這樣才符合周照芳與生俱來的俠義性格。

周照芳一一向院方解釋說明全責護理的構想。對醫院經營者來說，只要不額外增加醫院開銷，醫院沒有理由反對。獲得台大醫院林國信院長的支持之後，接下來就是說服實際負責全責護理的護理人員。

當時台大醫院各科病房的規模大小不一，有些科的規模比較大共有六十五個病床，有些科的病房只有二十八床，每個科的病房數量都不一樣，其中，五西心臟內科病房總共只有三十幾個病床，而且病情較嚴重的病患都已經送到加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留在心臟內科病房的病人，病情通常不像癌症病房的病人那麼嚴重，大部份病人還可以下床走動，用呼吸器的病患也不多，護理人員的工作負荷比較小，照顧比較輕鬆。這樣看來，心臟內科病房應該是比較適合試辦全責護理的單位，推動的阻力也會比較小。幾經琢磨，周照芳決定以五西心臟內科病房，做為試辦全責護理的病房。

台大醫院的一小步台灣的一大步

在周照芳的規畫裡，她希望將比較有經驗的護理人員調到心臟內科病房，但如何讓這些護士願意參加試辦全責護理的工作，就需要一些行政技巧。她先對心臟科護理長和督導進行說明，表示全責護理是全球趨勢，所有先進國家幾乎都已採用全責護理，未來台灣的醫院也應該走向這個方向，身為台灣醫界領頭羊的台大醫院應該率先試辦，提升台灣的醫療服務品質。

「全責護理非辦不可！」周照芳是台大醫院護理部的「老大」，老大開口說話，護理部當然沒有人敢有二話。事實上，她不是以威權下命令，儘管她沒有演說家雄辯滔滔的口才，但身邊的人卻很容易被她的熱情感動。在心臟科護理長和督導承諾會全力配合推動全責護理之後，試辦全責護理的消息很快就傳遍醫院，院內也瀰漫「優秀的護士才會被挑中」、「被挑選加入全責護理的行列是一種榮譽」的氛圍，當然考績加分這種實際誘因，周照芳自然也不會忘記。

在台大醫院搬遷之前，醫院分三期增加護理人力，第一期先增加三百名護理人員，經過訓練後再分發到各科。但是當時台大醫院還沒有正式擴大，病人數沒有那麼多，周照芳先從護理人員人數最多的內科和外科病房調撥人力，內科病房挑選五名護理人員，外科病房也挑選五名護理人員，將多出的十名人力加入心臟內科病房。當時一般病房每名護士大約要照顧八至十名病患，但是心臟內科病房的病人人數少，每名護士大約只須要照顧四、五名病人，因此周照芳要求護理人員必須將原本由家屬分攤的工作收回，病患住院期間的身體清潔與基本照護的工作，皆由護理人員負責，包括幫病人餵食用藥、擦澡、洗頭、翻身等等，而且必須在不加班的前提下，完成這些工作。

試辦期間，心臟內科住院病人的家屬不必留在醫院照顧病患，對家屬而言，他們不再須要向公司請假到醫院照顧家人，或是讓自己經營的商店、小攤暫停營業。對病人而言，他們不必再對子女感到愧疚，要他們犧牲時間來照顧自己，或是讓孩子們花錢請看護，減少家屬很多人力及經濟的負擔。

全責護理推出之後，不僅提升照護品質，也受到諸多家屬的感謝，受到的好評超出預期，再加上各大報爭相報導，讓國內其它醫院的院長也不得不注意，為什麼台大醫院推動全責護理如此受歡迎！

試辦時間為期半年多，直到台大醫院完成搬遷，新大樓正式掛牌營運，全責護理試辦才告一段落。這是台灣醫療史上首度推行全責護理的濫觴，這股巨大力量背後推動的動力，來自一名不到一五○公分的「小」女生。

【第一部】醫生的女兒

最遙遠的距離

落腳新竹

周照芳是新竹古城一個出過漢文老師、茶葉商、醫師的大家族後代子孫。

十七世紀的台灣地廣人稀，居民大多是習慣在山區活動的原住民。與臺灣相距只有一百八十公里的福建，成了移民台灣的最大宗，特別是漳州、泉州二地的移民者最多。位於台灣和福建之間的台灣海峽，最窄的地方海壇到新竹雖然僅有一百三十公里，然而這一百三十公里卻成了許多移民者最遙遠的距離，有些人在渡海途中遭遇海難溺水而亡，有些人好不容易成功渡海，抵台之後卻因水土不服而死亡。當時流行一句俗語：「六死、三留、一回頭」，也就是說，當時想移民臺灣的人，十人之中六人會死亡，另一人適應不良，來台之後又再返回大陸，真正留在臺灣定居的可能只有三人。

三百多年前，三位來自福建泉州的兄弟也在這群渡海移民的行列中。三兄弟雖然都成功渡海來台，但其中一位來台不久便感染疾病，當時臺灣衛生環境不佳，由荷蘭人引進的西醫已經離開台灣，能夠替人治病的只有用中草藥的漢醫和原住民的巫醫，傳統醫療沒能治好他的疾病，留下他的台灣夢便離開人世。另一個兄弟在台灣適應不良，選擇回到大陸，一死、一留、一回頭，唯一留在台灣發展的那一位叫作周世其（號友珍），就是周照芳的祖先。

來到台灣的周世其選擇在與泉州同一緯度的新竹落腳。新竹舊名「竹塹」，當時「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被形容為不適合居住的地方。根據歷史記載，漢人進入竹塹開墾始於福建泉州人，雖然周世其並非第一人，也不知道三百年後新竹會被評選為除了台北、高雄兩市之外，最適合居住的台灣城市，但深具冒險性格的周世其仍然選擇留在當時人煙罕至的新竹開墾，周家世代就這樣在新竹落腳生根。

證善堂落成

在早期艱辛的墾殖過程中，民眾對信仰的依賴非常強，但廟宇、教堂卻非常稀少。一百多年前，新竹西門附近還是一大片樹林，樹林裡有一座湖，湖裡有蓮花，周照芳的曾祖父打算在湖邊興建一座廟宇，提供居民心靈慰藉。當時先民不論生活遇到任何疑難雜症，都喜歡祈求神明保佑與指點，一聽到要興建廟宇，民眾都樂觀其成，甚至踴躍捐款。民眾捐款再加上周家自有資金，興建款項很快就募集足夠，擇日開始動工。

當時的建築物通常是以稻草和著泥巴，經曝曬後製成土磚，做為房屋牆壁的建材，建築物外觀再塗上一層石灰和泥土，這間廟宇也不例外。不久廟宇落成，取名「證善堂」，並從大陸請來一百多尊菩薩供奉在證善堂。當時有很多信徒前來朝拜，廟裡也經常供養出家人，請他們用齋或是掛單投宿。

昔日廟宇是社區活動的主要中心，也是社區居民的精神地標，證善堂也是如此。證善堂成立之後，周家人的生活都圍繞著證善堂，住在廟裡，生活也以廟為中心，代代相傳。周家世代在廟裡為信徒講經、教授漢文，做善事辦法會，雖然有些信徒會布施香油錢，但周家主要的經濟來源還是來自教授漢文的收入。直到周照芳的祖父周金水負責管理證善堂時，日本人統治台灣，台灣民眾開始接受日文教育，日本政府不允許民間教授漢文，周家在廟裡為人教漢文的工作，才暫告一段落。

證善堂分為前殿和後殿，前殿供信徒拜拜，並作為講經和教漢文的場所，後殿則是周家人生活的地方。周金水童年時期，台灣傳染病盛行，特別是肺結核。一九○六年前後，台灣每年因結核病死亡者，多則八千餘人，少則四千餘人。因為周家整個家族的人全部一起住在證善堂，吃的是大鍋飯，喝的是同一碗湯，挾的是同一盤菜，沒有分公筷母匙，家族中一旦有人感染肺結核，就會像骨牌一樣，一人傳一人，家族中很多人年紀尚輕就因為肺結核過世，周金水不幸也染上肺結核，二十幾歲就英年辭世。那一年，周照芳的祖母黃申妹才二十三歲，帶著才剛滿一周歲的兒子，也就是周照芳的父親周炳煌，開始守寡的日子。雖然是單親家庭，但因為和大家族一起生活，在大家族裡，不差兩雙碗筷，周炳煌雖然年幼失怙，但生活中卻不缺乏長輩的愛。

書香門第茹素世家

在廟堂裡教漢文、講經的周家祖先，代代都是讀書人，自然也很鼓勵後代讀書。周炳煌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兩三歲時就顯得非常聰明機伶，因為成績優異，非常受到祖母的疼愛，祖母總認為，在她的孫子輩當中，就屬這個小男孩最會讀書、最乖巧，而且一路都是第一名畢業。

周炳煌之所以喜歡讀書，除了來自父系家族的影響，他的母親黃申妹也同樣來自書香門第。周炳煌的外曾祖父黃長興到大陸考取秀才後，回到台灣教書，後來被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板橋林家」延攬，成為「林本源」家族的大總管。林本源是板橋林家的「商號」，當時臺灣鮮少秀才，林家很信任這位大總管，交付他協助管理林家事業的重要任務。板橋林家第四代林維源在參觀清末政治家盛宣懷位於蘇州的「留園」（蘇州四大名園）之後，於光緒年間大舉增建板橋林家花園，耗資超過三十萬兩。興建林本源園邸期間，林家贈予黃長興一筆豐厚的報酬，答謝他多年來為林家所做的付出。黃長興帶著這筆「退休金」買下桃園平鎮的一塊土地，附近有田園、有茶園，他在那裡興建四合院，和家人一起生活。

黃申妹那一輩孩子中，只有她一個女生，當時一般家庭不讓女生讀書，但是黃長興身為秀才，對教育特別重視，還是讓黃申妹和其他男孩子一起念漢文。黃長興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考上秀才，以及後來的際遇和成就，除了自己努力之外，都是因為菩薩的加持護佑，因此要求全家人一起茹素。

因為家族長期吃素，家人希望黃申妹也能嫁給吃素的家庭。雖然現在台灣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固定吃素，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但當時台灣吃素人口不像現在這麼多，黃長興從桃園平鎮附近一路尋找，一直找到新竹市，好不容易才找到周炳煌的父親周金水一家是吃素人家，黃長興將黃申妹許配給周金水，方才成就周炳煌父母的一段姻緣，並生下周炳煌。

周炳煌就讀的新竹中學每年只有一個保送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的名額，周炳煌從小到大幾乎都保持第一名，中學第一名畢業後，獲得唯一一名保送就讀帝國大學的機會。在日本殖民政策下，台灣人沒有當官的機會，教育政策更規定，台灣人只能選讀醫科或是工科，於是大批優秀知識份子都往醫界發展。周炳煌對工科沒有很大興趣，最終也選擇了醫科。

光陰的故事

新竹最熱鬧的地方是由東門街、西門街、南門街、北門街等四條主要街道所建構而成。新竹最著名的城隍廟位於四條街的交叉路口，新竹省立醫院（現為署立新竹醫院）位於城隍廟附近，證善堂則位於西門街旁邊不遠處。

周炳煌從小住在廟裡，當時證善堂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以泥土作為主要建材的「土角厝」經不起歲月的考驗，經常剝蝕脫落，廟裡總是不時修修補補。大女兒周照芳出生後，周炳煌決定離開這個生活二十幾年的大家庭，獨立到新竹北門街開設診所。一九四○年，周照芳出生四個月後，周炳煌的診所在北門街正式開業。

周照芳小時候居住的北門街，是新竹最早的商業街，也是附近街庄物資流通之處，當時泉州的各路郊商皆匯聚於此。活絡的商貿活動帶動民間信仰的盛行，北門街也成為新竹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城隍廟附近聚集各式店家，雜貨店、米店、藥鋪、金紙店林立，童年的周照芳經常在附近騎樓和同齡小朋友一起玩耍。他們喜歡玩捉迷藏，猜拳輸的人要當鬼抓人。日治時代治安良好，家家戶戶門戶大開。玩捉迷藏時，小朋友可以堂而皇之進入鄰居家中，隨意找個房間進去躲藏。就算到了晚上，大部分住家的大門只用一個簡單的鎖環扣住，很少人鎖門。當時的生活環境，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和《禮記》禮運篇中所說：「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相去不遠。

備受呵護的小公主

周炳煌結婚五年才生下周照芳，當時他和妻子林月娥雙方的家族都還沒有孫子輩，周照芳既是家裡的長女又是家族的長孫女，從小備受疼愛。周照芳的舅舅林戊堃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在桃園一所小學任教，當時尚未有子嗣的舅舅喜歡帶周照芳到桃園玩。每次周照芳要被帶往桃園，周炳煌總是萬分不捨，經常耳提面命，只許林戊堃帶周照芳到桃園一個禮拜。當時電話尚不普及，只要超過一個禮拜，周炳煌就會跟鄰居借電話催討女兒。每當周照芳從桃園坐火車回到新竹，一出車站，總會看到在車站等候多時的爸爸，滿心期盼地將周照芳接回家。

周照芳的外婆楊毵擁有許多田地和兩家百貨店，相當於現在的百貨公司女強人，店裡販售各式各樣新奇的舶來品。當時有錢人的主要娛樂是到戲院看戲，戲院主要是提供歌仔戲團演出，歌仔戲上映的空檔期間，偶而會安排話劇演出。看歌仔戲需要門票，就像現代人到歌劇院看歌劇一樣。只要有節目演出，周照芳的外婆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帶周照芳去戲院看歌仔戲。林月娥會幫周照芳穿上洋裝、皮鞋，將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再讓她出門。當時有些孩童仍然打赤腳，市面上很少販售兒童皮鞋，林月娥會請人幫忙購買昂貴的絨毛布，再請人依著周照芳的小腳尺寸量身訂做鞋子，處處展現對這個得之不易的女兒的疼愛。

台灣光復前後，米糧不足、米價暴漲，綠豆餅在當時算是昂貴的點心，林月娥偶爾會拿些綠豆餅之類的點心給周照芳，要她拿去班上請同學吃。只要家裡有糖果，周照芳也會拿去學校分給同學，發現班上有些同學家境窮苦，她會主動詢問他們需要什麼？有時也會將自己的零用錢遞給繳不出學費的同學。慷慨的個性讓她結交好人緣，下課的時候，很多女同學總是搶著和她牽手一起走。

人生勝利組

周照芳就讀的新竹師範附屬小學，校長高梓是國內早期少數留美的體育博士，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體育系畢業後，捨棄教授職位，出任竹師附小校長，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國小校長。高梓融合中西教育理論，在竹師附小任內，推行多項改革與創新，例如五育多元發展、衛生教育、體育教學、營養午餐、學生自治、市長選舉等等，以「健康快樂」為願景，讓學生們在物資缺乏的年代，還能每天喝牛奶、吃魚肝油、健素糖。

原本竹師附小的校舍破舊不堪，高梓的英文流利，學校經費不足，她便邀請一些國外人士前來參觀，並向其募款整建校舍。高梓就任校長不到一年之後，整個學校煥然一新，在其帶領下，竹師附小聲名遠播，不論在考場、運動場都有傑出的表現。被譽為「國教之母」的高梓還曾被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讚許為：「五十年來，從事教育基本工作影響最為深遠的大教育家。」

高梓為推廣民主教育，要學生將學校視為一個城市，每個班級就是一個里，班長就是里長，然後再由全校學生共同選出一位「市長」，「里長」、「副里長」也都是透過選舉的方式產生。

竹師附小的學生人數不多，每個年級只有三個班級，每個班級大約三十名學生。在學童普遍沒有學習各項才藝的年代，學業成績仍是凸顯候選人表現的一大利器，大部分同學還是習慣選第一名的同學擔任班長、第二名當副班長。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周照芳沒有變得驕寵，表現也很爭氣，小學六年不是擔任班長就是副班長，因為父親周炳煌義務擔任竹師附小校醫的關係，周照芳甚至還兼任全校的衛生股長，負責巡視校園和教室的清潔。

重視體育教育的竹師附小有一座全國首創的「風雨操場」，高梓在風雨操場上加設頂蓋，即使遇到下雨天，雨水也不會潑進來，下雨的時候，學生就可以轉移到風雨操場上課，體育課從來不會因為颳風下雨而停課。周照芳小學五年級那一年，學校徵選校隊培訓選手，安排學生測試跑百米，依照規定，在十七秒以內跑完的同學才有機會入選培訓隊。周照芳跑得不算快，跑百米的時間超出十七秒一點點，她並沒有入選。後來老師發現她跳高可以超過一米，彈性不錯，因此破例讓她加入培訓隊。

訓練課程安排在暑假期間，每天都有扎實的訓練計畫。高梓校長素來非常注重體育和營養，她認為選手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才能鍛鍊出強健的體魄，因此每天中午，學校都會準備非常豐盛的午餐供應給學生。儘管如此，對十歲上下的孩子而言，溽熱的夏日，他們最希望的莫過於每天都能夠在電風扇前舔著香甜沁涼的冰棒。在大太陽底下訓練跑步？最好能免則免。

當很多入選同學經常無故缺席訓練之際，周照芳仍然每天準時到學校報到，並認真練習。她知道，自己的天份不如別人，必須努力練習才能迎頭趕上。暑假結束前，額外入選的周照芳，跑步成績變成培訓隊的前三名，後來更成為校際盃接力賽的當然選手。

除了接力賽之外，周照芳的躲避球選手之路，也是因為認真練習而獲得青睞，最後甚至成為躲避球隊的隊長。竹師附小的躲避球隊是新竹縣國小躲避球的冠軍隊伍，學校也很重視。有一次，高梓校長親自跟學生一起練習丟球，意外發現周照芳的手勁很強，她很訝異為什麼一個小女生的手勁那麼強？周照芳笑著回答：「校長，我每天都來練習，您又沒有天天練習！」

不只躲避球，壘球擲遠也是周照芳的強項。在三輪車滿街跑的五○年代，壘球仍屬於較昂貴的球類，許多鄉下學校買不起壘球，壘球擲遠比賽只好改用躲避球取代。比賽時，有些鄉下學校的選手，身材比周照芳高大魁梧，但是周照芳善用自己對躲避球非常熟悉的優勢，運用技巧克服身材的劣勢，以一百四十幾公分的身高丟出二十三、四公尺的佳績，最後得到金牌。周照芳總是憑藉自己的一點天生資質，按部就班，老老實實聽從老師的教導，透過不斷苦練，不但迎頭趕上潛力比較好的同學，後來甚至都超越他們。十一歲的小女生，從自己身上驗證勤能補拙的道理。

論體育、論家世、論成績，周照芳都是屬於很容易受到老師喜愛的那種學生，套句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人生勝利組」。學校一位女老師對她疼愛有加，有時會要求周照芳和她一起去成績不好的同學家進行家庭訪問：「你看我們班的班長多用功，經常都考第一名。請多關照您孩子的功課，不要讓他經常曠課，成績一落千丈。」好學生周照芳，偶爾還得扮演「活廣告」的角色。

周醫師私塾

除了學校之外，父親經營的小兒科診所，也是周照芳學習成長的另一個「私塾」。

日治時代昭和年間，周炳煌的診所開始營業，主治內科及兒科。一九四○年代，台灣衛生條件不佳，台灣光復初期，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仍十分猖獗，學童瘧疾的盛行率一度高達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流行疾病多，病患也多，周炳煌的診所幾乎可以用「門庭若市」來形容。

周炳煌的診所兼治內科及兒科，由於看診人數眾多，大人和小孩同時等候取藥，忙亂之中，也曾發生拿錯藥事件。一位病童母親原本應該拿兒科藥品，卻不慎取走另一名成人病患的藥品。周炳煌有著老一輩醫生仁慈又細心的特質，看診雖然忙碌，但對於細節毫不馬虎，發現有人拿錯藥之後，當天下午立即停診，由護士陪同搭乘火車到苗栗鄉下，經過一大片稻田，終於在田間找到病人住家，換回正確的藥品。

因為病人人數實在太多，診所空間不敷使用，兩年後，周炳煌的診所從新竹北門街遷移到西門街新落成的大樓。由於周炳煌喜歡孩童，再加上看診時間實在不足，最後決定停治成人內科，改為小兒專科。

日治時代，為人看病的診所稱為「醫院」，收住院病人的叫作「病院」，遷移新址後，「周小兒科醫院」的招牌高掛在西門街的新大樓外。一個暑假早晨，剛起床不久的周照芳，聽到診所電話一直響卻無人接聽，踮著小腳跑到前面診所接起電話，是準備掛號的病人打來的。周照芳拿出掛號單一看，前面已經排到六十八號，時間才早上七點半，可想而知，每到下午掛號都超過一百號甚至兩百號。

在傳染病較容易流行的夏天，周小兒科醫院每天幾乎都有一兩百名病患前來看診。由於生意太好，診所外的騎樓經常擠滿了候診的病人、家屬以及小攤販，有賣古早味冰淇淋的「叭噗」、賣仙草的小販，還有賣豆漿、米漿、花生湯、杏仁茶、麵茶的攤販，以及搖著「玲瓏仔鼓」賣「雜細」（胭脂水粉、化妝鏡、針線等日用雜貨）的小販，好不熱鬧。

周家人一向熱心，「先生娘」林月娥經常主動關心小販們的用水夠不夠，需不需要添水。周照芳和弟弟妹妹有時會眼巴巴地望著小攤上的豆花或是綠豆湯，然後舔一舔嘴唇、吞下口水，善解人意的小販就會主動盛上幾碗給小孩一解嘴饞。這是人情味濃厚的台灣四○年代生活。

視病猶親

自從周照芳和弟妹就讀竹師附小以後，周炳煌便開始擔任該校校醫，義務幫老師及學童定期體檢。竹師附小全校老師及其家屬到周炳煌的診所看病，全部免費。「老師的薪水微薄嘛！」周炳煌總是這麼說。

雖然周家診所沒有住院病床，但每當附近有病童半夜高燒不退，病童父母仍會抱來敲門看診。儘管相隔不遠就有新竹省立醫院，但急診室夜間經常都是「菜鳥」醫師值班，不少民眾還是喜歡找周醫師，周家人也早已習慣半夜被敲門叫醒。有些病人沒有行動能力，周炳煌也會坐人力車前往看診。遇到貧窮人家，不但不收診療費及藥費，就連人力車資也都是自掏腰包。

事實上，周炳煌剛開業的時候，經濟並不寬裕，帶著寡母和妻兒剛脫離周家大家族的生活，一方面要繳房租，一方面要養孩子，但逢年過節他一定會到廟裡布施米糧給窮人。周照芳的祖母黃申妹平日經常親近寺廟，也會將自己聽聞到賑濟米糧的活動告訴周炳煌，讓他多捐幾袋米。只要聽說附近哪座寺廟要舉辦法會，或是布施賑濟窮人，他們一定會去隨喜參加。周炳煌告訴孩子：「要行善才能積福德。」這是周家的祖訓，即使已經搬離證善堂一段時日，但是祖訓可不能忘記。

周炳煌的診所病童並不局限於新竹一地，來自桃園、苗栗的病童也不少，對於遠道趕火車而來的病人，周炳煌總是優先看診，以免他們錯過回去的車班。另外也有從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高的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部落下山前來的病人，體諒他們路途艱險，周炳煌經常犧牲午休時間，特別為他們看診。

曾經有一名病童的傷口經久不癒，找外科醫師診治也沒能癒合，於是找他們信任的「周醫師」幫忙。雖然周炳煌並非外科醫師，但他仔細看診之後，發現有一條紗布細絲還留在病人的傷口內，小心將它抽出後，傷口很快就癒合。

被許多華人奉為「醫神」的唐朝名醫孫思邈，在其在《千金方》的序「論太醫精誠」中提到：「凡太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周炳煌「視病猶親」的醫者風範，可說是「論太醫精誠」一文的最佳寫照。

燒掉的帳單

戰後民眾生活拮据，尤其鄉下人更窮，經常付不起醫藥費。多年前，吳念真為羅東聖母醫院拍攝公益廣告，廣告中提到：「以前住瑞芳的礦工都知道，宜蘭有個會為窮人看病的聖母醫院，沒錢看病可以寫借據。」前一陣子大家熱烈討論的宜蘭羅東聖母醫院，他們對待窮人的方式就是讓病人寫下借據，有錢就還，如果沒錢還，每隔幾年，羅東聖母醫院就會將借據燒掉，讓窮人看病沒有壓力。

其實早在六十年前，周炳煌的診所就已經這樣做。當時大家的經濟狀況普遍不佳，積欠看病費用是常有的事。周小兒科醫院的護士會將病歷表分成兩個部分，如果費用已經繳清，護士會在病歷表上註明已繳，如果尚未繳清，則會在病歷表上註明未繳，然後將未繳的病歷表抽出來獨立存放。

在周照芳的印象中，未繳費的病歷表總是高高一疊，但是爸爸總是交代護士：「絕對不可以向病人催繳。他們沒有交錢就是因為沒有錢，再催也沒有用。」如果看到經濟狀況還不算太差的病童家屬，護士偶爾還是會忍不住偷偷問他們：「你上次是不是忘記繳費了？今天記不記得帶錢來？」如果被周炳煌聽到，總會責罵她們，並在農曆過年前，將欠費的帳單燒毀。周炳煌認為，自己既然都願意拿米去救濟窮人，又何必向窮人催款？

其實，沒有人喜歡欠錢，為了感謝周醫師的照顧，實在無錢可繳的病童家屬，會在他們豢養的雞隻逐漸長大，可以拿到市場販售的時候，特別留下一隻，在逢年過節之際送給周家，有些靠海的漁夫也會拿一些他們捕捉的魚獲，送給周醫師作為答謝。病人欠錢情況很多的時候，周照芳家裡的庭院就像菜園和養雞場一樣，當病患送的母雞每天早上咕咕叫的時候，媽媽就告訴周照芳和弟妹：「母雞要下蛋了！」要他們幾個孩子去守候那些熱呼呼的新鮮雞蛋。

周炳煌對病童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疼惜，難怪有些病童那麼喜歡「周醫師」。當他們經過診所時，總喜歡要求媽媽帶他們進診所找「周醫師阿伯」。周照芳原以為他們也喜歡找爸爸玩，其實他們是想跟周醫師要一點咳嗽糖漿，因為沒有錢買糖果，他們把甜甜的咳嗽藥當成零食，只要拿到一點點就心滿意足。周醫師也會滿他們的願，但每次只給他們一點點，不能過量，然後再摸摸他們的頭說：「好乖」！

對窮人行善，對病人慈悲。這是「周醫師私塾」教給周照芳的第一堂人生課程。

陽光的維他命

無菌觀念訓練

早期台灣的診所都是由醫師一人單獨看診，且診所大部分都與住家相連。搬到西門街以後，周家將緊鄰騎樓的店面作為診所，診所後面是客廳，接下來是供奉佛菩薩及祖先牌位的佛堂及神明廳，最裡面才是餐廳和廚房，臥室則安排在二樓。

住家和診所相連雖然方便，但生活起居不免受到影響。在傳染病盛行的年代，例如肺結核在台灣流行很長一段時間，當時對於罹患肺結核的人，鄰居多半會爭相走告，避之惟恐不及，深怕自己也被傳染。但是醫生沒有拒絕病人的權力，周家每天有上百位病人來來往往，空氣中充斥著結核病菌。

即使診所和住家之間有客廳分隔做為緩衝，房屋的格局規劃也考慮到居住的健康和安全，但周炳煌仍然嚴格規定周照芳和弟妹不可擅自進入診所，也要求他們盡量不要到客廳活動，看書、做功課、睡覺都在樓上，減少和病人接觸感染的機會。

周炳煌嚴格訓練六個孩子回家一定要先洗手；吃東西或吃飯前要洗手；如廁後也要洗手；如果有事必須到診所，返回住家時更要洗手。用餐的時候，飯菜掉到地上絕對不吃，必須馬上拿去垃圾筒丟棄，湯匙、筷子掉落地上，一定要重新煮沸消毒五分鐘以上，曝曬過太陽後才能再拿來使用。

結膜炎流行期間，周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臉盆，姊姊的臉盆放在比較高的位置，弟弟妹妹個子較小，放在比較低的位置。周炳煌要求每個小孩要使用臉盆之前，一定要先用肥皂將臉盆清洗乾淨，洗臉一定要用肥皂，毛巾也必須用肥皂先洗乾淨。每隔一陣子，他們會用消毒水將臉盆消毒殺菌，偶爾毛巾也必須用清水煮沸消毒，並在太陽下晾乾。父親的無菌觀念深植在周照芳的小腦袋裡，甚至在數十年後，依稀可以看見父親的無菌觀念對她生活的影響。

不僅在生活上要求清潔無菌，周照芳的父親也非常注意孩子的營養均衡，特別是蛋白質及維他命的補充。周照芳幼時因為扁桃腺肥大，容易發炎、喉嚨痛，每次感冒幾乎都會發燒一整個星期，高燒可達三十九至四十度，因此父母親也特別注意對她的營養補充。

周照芳就讀小學之前，台灣仍由日本人統治。日治期間，日本政府為提昇台灣環境衛生及居民健康，開始計劃建設自來水工程，提供居民清潔的飲用水，同時要求居民每半年定期舉行一次環境大掃除。清晨時，保正（里長）必須帶領里民一起做「收音機體操」，各級學校也會進行體檢比賽。在父母親的細心照料下，周照芳在幼稚園體檢比賽時，還得到前三名「健康寶寶」獎，獲得許多日本製的鉛筆、鉛筆盒以及墊板作為獎品。

此外，周炳煌也禁止孩子外食，他一再告誡六個孩子，外食不健康、不衛生，從小為他們建立「唯有健康的飲食，才有抵抗力對抗病菌」的觀念。母親林月娥也會為他們準備健康的飲食。對照台灣自二○一一年起，連續出現大量食安事件與「黑心食品」，民眾才開始對食品安全感到憂心，周炳煌當年對飲食的堅持，可說是洞見底蘊。

周炳煌認為，要提高免疫力，除了營養好，還需要戶外運動，除了每天讓周照芳及弟弟妹妹走路上下學，藉機曬太陽之外，也會利用診所週日下午休診的時間，和家人外出運動。

星期天下午雖然休診，但是病人看病不挑時間，假日還是經常有病人看診。周照芳姊弟們通常由母親帶著先行出發，父親則須等到看完病人，才從後門溜出，坐人力車趕去和家人會合。夏天到新竹南寮海水浴場的沙灘和影子賽跑，或是在海邊玩沙潑水；冬天就到動物園觀賞動物，或是到公園散步、曬太陽，用免費的陽光調製健康的維他命。

手心向下的人

兒時的周照芳可說是「天之驕女」，要什麼有什麼，父母親總是想把最好的給她。身為長女，周照芳總是有新衣服可以穿，不像五個弟妹必須輪流穿她穿過的衣服。周炳煌和林月娥的成長經驗，都是全家人一起坐在一張大圓桌吃飯，也在同一張桌子讀書、寫功課，但是當周照芳就讀小學一年級時，周炳煌認為應該給她一張獨立的書桌，不需要非得等大家吃過晚飯、將桌子清理乾淨後，才能開始做功課。不久後，家裡第一張實木小書桌出現在她的房間裡。

雖然「老大」擁有比較好的物質條件，但同樣也必須背負更多長輩的期待。身為長女、又是長孫女，周照芳必須作為弟妹的楷模，父親期許她，要先加強自己的能力，將來才有能力幫助別人。

和同儕相比，周照芳的家境相對優渥，周照芳的父母認為，出門在外，身上一定要準備錢，以備不時之需。周照芳出門的時候，他們總會在周照芳的口袋裡放一些錢。經常一起玩的同學中，只有周照芳的口袋有零用錢。雖然如此，但是周照芳的父母不准她隨意在小攤販購買零食，只有罐裝或是盒裝才可以購買食用，以免病從口入。能買的東西有限，花不完的零用錢，周照芳經常將它存進撲滿，有時候還會再向祖母討些零用錢，不是為了買零食，而是為了她的同學。

中學時，周照芳有個同學跟著後母一起生活，後母和他的父親一起經營一家小型鋼版印刷店，後來同學的父親生病，後母又生小孩，家裡開銷增加，印刷店生意不好，同學晚上的補習費和晚餐費用經常沒有著落。

為好朋友，周照芳將自己存下來的錢都交給同學繳學雜費。她幫助同學、用功讀書、學才藝、練體育，加強自己的能力，周照芳謹記父母的教誨，做一個手心向下的人。

【第二部】南丁格爾之夢

求學之路

一九四五年，日治時代結束，台灣由國民政府接管。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六歲至十二歲的學齡兒童一律必須接受國民學校基本教育。國小畢業以後，則屬於選擇教育，想繼續升學的人可以自由選擇參加初級中學（簡稱初中）、初級職業學校（簡稱初職）或是五專考試。

一路保送到高中

周照芳國小畢業時，台灣尚未實施九年國教，小學時期成績優異的她，獲得免試保送新竹女子中學初中部。初中係依照成績分班，周照芳排名約在前十名，雖然沒有繼續擔任班長、副班長的職務，但也都被安排在所謂的「前段班」，並仍活躍於社團活動，無論是籃球、排球、乒乓球比賽，周照芳都是班上的代表，也在合唱團擔任主唱。

新竹女中自一九四五年後採六年學制，分設初中部和高中部。初中部總共有四個班級，每個班級約有四十名學生，成績保持在前面百分之十的同學，可以獲得保送直升高中部。全校只有十幾名同學可以獲得保送，周照芳是其中之一。

高中時代的周照芳，雖然讀書依舊是她的生活重心，然而五○年代的台灣社會，男性仍扮演主要支配者的角色，女性則以家庭主婦為主要依歸，從女兒變為人妻、母親，最後再成為婆婆，是大部分女性一生的寫照。男尊女卑的舊思維瀰漫，即使在教育界也不例外，就連當時新竹女中的校長都認為，職場不是女性的戰場，女生只要好好修養自己，學習將來如何做個好媽媽、好太太，不一定要繼續升學。在這樣的氛圍下，新竹女中並不像新竹中學一樣，充滿讀書考大學的氣氛。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畢業的周炳煌，是當時少數的知識分子，他一直期待自己的孩子也能夠克紹箕裘，在醫學方面有所發展。周照芳報考大學的前一年，除了原本已加入大學聯招的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台師大前身）、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以及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等四所學校之外，私立大學及專科學校也加入大專聯招的行列，考生分為甲、乙、丙三組。以當時新竹女中的升學實力，全校沒有幾個人可以考上台大。周照芳自知，以自己的實力想考上台大醫科，她還需要一點運氣。最後她選擇報考的是理工類的甲組，而非父親期待可以學醫的丙組。

重考的決定

大專聯招成績放榜以後，周照芳的分數落在師範學院數學系。當時考取師範學院數學系的學生有前段和後段之分，分數在後段的同學必須到位於苗栗獅頭山下斗換坪的師大分部就讀。一九五○至六○年代，台灣加速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於各地廣設中學，因此中學的英文和數學老師人才需求孔急，周照芳就讀的師範學院數學系，希望分部的同學唸完二年級以後，先到中學任教，之後再擇時回到學校將剩餘的學分修完。如果不想回到學校繼續修學分者，即授予大專學歷。

儘管周照芳對數學頗有興趣，大專聯招數學科的得分也接近滿分，然而就讀師大數學系一年之後，她深感自己活潑的個性與學風保守穩重的師大相互扞格，她喜歡的排球、合唱團等社團，當時師大分部都沒有。後來又聽聞許多同學準備重考台大，周照芳心裡又重新燃起就讀台大醫學院的渴望。她想再給自己一次機會試試看，萬一重考還是考不上台大，頂多只是回到師大數學系，繼續完成學業也沒有什麼損失。

幸運之星降臨

大專聯招通常都安排在七月一日開始舉行。大一課程結束後，周照芳還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可以準備參加第二次的大專聯招考試。從理工類的甲組轉成醫藥、動植物類的丙組，周照芳只需要再加強「生物」這項科目即可。前一年就讀師大數學系時，大一的數學課程只比高中數學深奧一點，其中不少內容都和高中數學雷同，周照芳幾乎不需要再特別為數學科目做準備。

準備重考的那一個月，一位兒時玩伴前來找周照芳，他們是小時候一起在騎樓玩捉迷藏、一起踢球的玩伴。這個男生是周照芳弟弟的同學，高中就讀工業職業學校，而非一般中學。職校畢業，他想報考大學，他的英文很好但是數學很糟，尤其職校較不注重學科教育，並沒有安排太多數學課。

知道周照芳正在準備重考，一天，他拿著大專聯考的數學考古題來找周照芳，希望數學系的周照芳能夠教他一些他不會的數學題目。他問周照芳三個題目，其中一題周照芳花了大約一整個下午的時間才解出，另外兩題也花了不少時間，正因為太過難解，所有解題的過程都深深烙印在周照芳的腦海中。

早期數學聯考的試題分配上，通常有三題解析幾何的題目。在數學的考題類型中，解析幾何的題型必須花費較多的時間答題，如果都能夠正確解題，雖然有三、四十分的分數可以入袋，但是考試時間恐怕所剩無幾，沒時間寫其它題目，因此一般考生都會先從簡單的題目寫起，將解析幾何的題目留待後面。

一個月的時間很快就到了，考數學科的時候，周照芳一見到考卷簡直喜出望外，三題解析幾何的題目中，竟有兩題是周照芳考前為童伴示範解析的題目。周照芳當然選擇先解這兩題，將兩題解析幾何的分數全數收進口袋，然後再從容地回答其它簡單的試題。

大專聯招放榜，周照芳的數學成績接近一百分，童年玩伴的數學也考得不錯，他很感謝周照芳，但周照芳覺得自己才應該感謝他。當你好心幫助別人，有時候好運就會降臨你的身上。那一年，周照芳以第六名的成績考取台大護理系。

和死亡如此接近

驚悚的解剖課

在早年台灣社會，護理學校非常罕見，日治時代只設有「護士養成所」，一年只培訓幾名學生，完全不敷所需。護士養成所畢業的學生，幾乎全數為台大醫院所任用，全國護士人力遠遠不足，就連台大醫院都必須自行訓練沒有受過正式護理教育的初中畢業生，經過三至六個月的訓練後，就可以成為「代理護士」。台大醫院況且如此，其它醫院和小型診所自然也都是招募人員自行訓練。

周炳煌的診所經常聘請三、四位助理幫忙，周照芳從小跟在這些代理護士身邊打轉，對護理也很有興趣，很好奇大學護理學系的課程，除了自己從小看護士們所做的那些工作之外，究竟還能學些什麼？

大學護理是通才教育，學習的科目很廣泛，舉凡護理學、生物學、心理學、化學、營養學、解剖學，全部涵括在內，周照芳形容，「就像一碗雜菜麵」。有些科目每週必須上三個小時的課才算一個學分，必修的學分數很多，實習的時數也很長，不是上課就是在實習，課業非常忙碌。

在醫學領域，解剖學是一門重要的基礎課程。夏天天氣燠熱，學校沒有冷氣，「大體」存放兩三天就會開始腐爛發出惡臭，因此解剖學通常都安排在下學期。通常大體是浸泡在福馬林槽裡，一踏進解剖教室，濃濃的福馬林藥水味彷彿鋪天蓋地似的襲捲而來，眼睛也令人感到不舒服。有醫學院學生形容，那味道會一輩子跟著自己到海角天涯。雖然純屬誇飾，但那股味道也實在夠嗆了。

上解剖學的時候，周照芳和同學們都感到很害怕。當醫學院的學生開始解剖大體，將神經、血管一條一條挑出，老師指著這些年輕學生從未見過的臟器，讓他們清楚辨識這是哪一條神經、那是哪一條血管？肝臟、心臟在哪裡？像花冠一樣繞著心臟的冠狀動脈是如何與心臟連接？以及頭部的頭蓋骨長得什麼樣子？讓學生們了解人體各種器官的形態和結構特徵。

那時候周照芳才二○歲，雖然從小在診所長大，但從來沒有看過大體。上解剖學時，雖然勉強自己看著大體，但頭卻不自主地撇開，下課時，趕緊抓著幾位女同學一起離開教室，深怕自己落單，只剩下自己和這些屍體相伴。

對於那些願意在往生後捐贈遺體給醫學院進行解剖教學的人，他們稱之為「大體老師」。有些大體老師黝黑壯碩，肌肉線條立體，胸口還留有刺青，手臂上的傷疤依舊清晰可見，也許他們是為了贖罪而用肉體為靈魂所做的最後救贖。為了感謝這些躺在解剖桌上的大體老師，每年醫學院都會舉辦大體祭拜法會，唸誦捐贈大體的老師名字，感念他們用生命無言的教學。

陪伴死屍旁

護理系的課程除了解剖生理之外，還有基本護理，學生必須在示範教室練習技術，當技術熟練且通過考試，才能到醫院實習，將自己所學的技術運用在實際上。在實習之前，同學之間要當彼此的「白老鼠」，互相練習打針。老師在示範教室教他們如何操作幫假人擦澡、翻身，年輕女孩們也覺得非常新鮮，吱吱喳喳地分享彼此的心得。

大四學習病房管理的時候，台大醫院一位護理長要求周照芳去探視一位住在傳染病房的破傷風病患。這名男子身材健壯肥碩，幾天前走在路上不慎被釘子戳到，因為傷口小，沒有馬上就醫，直到傷口發炎才發現是破傷風。

正當周照芳和護理長準備進入病房探視時，護士小姐卻告訴他們，病人已經死亡！人生無常，一個小鐵釘也可以要了一個壯漢的命。即使病人生命已經結束，課程還是要繼續，護理長仍舊按照計畫帶領實習生周照芳進入病房。由於當時亡者的家屬尚未前來醫院，只有他一人孤伶伶躺在空蕩蕩的病房。在繼續病房管理的下一站之前，護理長必須先去處理一些事，她要周照芳先留在病房等她。年輕的周照芳還沒有太多護理經驗，要她一個人陪在一名死屍旁邊，她還是感到毛骨悚然，嘴裡一直念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內心才稍為感到平靜一些。

病患的追求

在護理系的養成教育中，實習課程是至關重要的必修課程。有些科目實習成績不及格，不得續修其它實習課程。因此實習成績可說是攸關護理系學生能否順利畢業的重要關鍵。

臨床實習可以讓護理系學生將課堂所學習的理論和實務相印證，每個學生都希望拿到高分的成績，對於老師教導的內容，總是一步一步盡量做好，包括如何和病人溝通，讓病人覺得親切，或是開導他們如何放下心中的罣礙等等。

剛開始實習時，總希望將老師所教的內容仔細地應用在病人身上。最初的動機雖然是為了分數、為了成績，但是病人被這樣細心照顧之後，很容易對她們產生好感。周照芳碰到的第一個病人是在她剛開始實習的時候，那是一個高職畢業的年輕人，在找工作期間和一些遊手好閒的年輕人廝混，後來和人打架發生衝突，身上被捅一刀送往台大醫院。病人的傷口很大，傷口清理好以後，由擔任實習護士的周照芳為他換藥、擦澡。周照芳從小生長的環境經常有病人出入，見慣了病人，看到這些身負重傷的病患，不會大驚小怪。

傷者的母親在醫院照顧他，周照芳有時必須向家屬說明病情，也會關懷病人、陪他談心。當人在生病受傷時，特別容易感到憂鬱脆弱，見到陌生女孩對自己如此細心照料，自然容易心生好感。

病患母親向自己的兒子使個眼色，表示這個女孩子不錯。不久，周照芳便收到年輕人的來信，表示想追求她。周照芳看信以後，沒有「芳」心大悅，反而嚇了一大跳，趕緊回信表示：「我父親是醫生，對我的期望很高，我才剛展開學習之路，日後還會繼續學習甚至升學，未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現階段實在不適合交往…」婉轉拒絕年輕人的追求。

周照芳沒有和自己的第一個實習對象譜出戀曲，但同班同學卻在第一次實習時，遇見她未來的另一半。

大學畢業以後，很多同學都準備出國繼續升學，周照芳的同學張美保也在留學生的行列中。辦理出國手續時，張美保正巧碰到自己實習時所遇見的第一位病人。那位病人正好也準備到美國留學，兩人申請的學校同在美國俄亥俄州，一聊之下非常開心，便相互約定，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國，彼此可以互相照應。

完成碩士學業以後，張美保回國在衛生所擔任公共衛生護士，男方則受聘為台大經濟系副教授。兩人延續在美國期間的互動，男方有任何醫療方面的問題，都會請教張美保，而這一段醫緣最終成就了兩人的姻緣，新郎倌正是後來曾經擔任財政部長以及行政院副院長的邱正雄。

副里長嫁給市長

大醫師上門提親

越接近大學畢業，通常必修的學分數越少，但是護理系例外。大學四年級，周照芳一個禮拜仍要上四十個小時的課，同為四年級的外文系同學，每周的課才十七個小時。課業雖然忙碌，愛情還是得顧。護理人員是許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另一半。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男性上班族理想的另一半行業，除了第一名的公務員之外，就屬護理人員最受歡迎，高居排行榜第二名。

周照芳大學畢業之前，已經有不少人上門提親，其中多位對象都是醫生，比周照芳年長許多，有些甚至已經擔任主治醫師。對於還在醫院實習的周照芳而言，看到這些「資深」的大醫師總覺得很有威嚴，感覺有距離感，心思單純的她還是喜歡跟年紀相仿的人一起相處，比較沒有壓力。

周照芳幼年時期，總是喜歡帶她回家玩的舅舅林戊堃，後來調任竹師附小擔任訓導主任，林戊堃任教的班上有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陳榮基，新竹中學畢業後保送台大醫學院醫科。陳榮基就讀醫學院六年級在台大醫院實習時，護理系四三年級的周照芳正好也在院內實習，兩人偶爾在醫院打照面，彼此也會點頭打招呼。

陳榮基是竹師附小早她兩屆的學長。竹師附小將全校稱為「市」，班級稱為「里」，擔任班長的陳榮基是「節儉里」的里長，擔任副班長的周照芳則是「忠孝里」的副里長，陳榮基是全校共同選出的第一任「市長」，召開「市民代表大會」時，里長、副里長都必須出席。對於這個從小就聽過名字的「好學生」，周照芳並不陌生。

舅舅扮月老

周照芳的父親周炳煌醫師是新竹的小兒科名醫，也曾經擔任新竹中學的校醫，校醫必須兼任學校健康教育老師，教導學生基本的健康醫療觀念。陳榮基就讀竹中時，是周炳煌的學生，當周炳煌將學生試卷拿回家，調皮的周照芳有時會拿起紅筆幫忙批改。在眾多竹中學生的考卷中，周照芳特別找出陳榮基的試卷，很好奇曾經擔任「市長」，小學又是第一名畢業的好學生，到底考得怎麼樣？好學生果然名不虛傳，考了滿分一百分。

周家和陳家只隔著一條街，周家位於新竹市西門街，陳家坐落於中山路上，雖然是鄰近的兩條街，陳榮基又曾經是林戊堃和周炳煌的學生，但是直到大學前，兩人始終未曾真正相識。台灣大學醫學院竹中竹女校友會，每年會舉辦兩次聯誼活動，在那裡，既熟悉又陌生的兩人，第一次展開正式互動，但也僅止於禮貌性的寒暄虛盈。

林戊堃偶爾會在外甥女周照芳面前聊起陳榮基這個成績優異的學生。得知靦腆敦厚的陳榮基還沒有女朋友，便扮演月下老人，促成兩人交往。

雙方都有新竹地緣關係再加上都來自佛教家庭，又同在台大醫學院就學及醫院實習，兩人生活有諸多交集，自然不缺聊天話題。約會的時候，陳榮基只要看到用布襟揹著小孩，一邊賣東西一邊哄小孩辛苦討生活的小販，都會趕緊趨前購買，看到乞丐也會掏出口袋的零錢布施，他的慈悲心和同情心比其他相親對象的財富跟權力，更能打動「芳」心。幼年失怙的陳榮基來自貧苦家庭，但他的閱讀範圍極廣，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兩人交往時，周照芳深深為他的故事所著迷。

陳榮基醫學院畢業以後入伍服役，周照芳也從台大護理系畢業，擔任台大護理系助教，並主修精神科護理一年。一九六五年，陳榮基退伍後也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兩個都進入神經精神科病房。當年年底，兩人在竹師附小老校長高梓的證婚下完成終身大事，結褵至今超過五十載。

大女兒與小媳婦

周照芳在周家是長女，在陳家卻是最小的媳婦，兩邊的角色都扮演得很稱職。周照芳兒時生長的環境，診所有護士幫忙，家裡有幫傭負責，幫傭會協助周照芳的母親料理三餐，煮飯的事根本輪不到周照芳。結婚以後，周照芳還是習慣在家裡用餐。雖然過去是養尊處優的醫生女兒，但她並沒有富家千金常有的嬌生慣養習氣，即便婚前沒有煮飯的經驗，但這一點小事難不倒她。

當時她在台灣大學擔任助教，也在距離中山南路不遠的台大醫院工作，下班後徒步走到位於中山北路的味全烹飪班學習烹飪，晚上七點到九點，每個禮拜兩次，學習料理的方法和技巧，什麼時候該開大火？什麼時候轉小火？收乾湯汁時，火候應該多大等料理訣竅。

對一名職業婦女而言，這些訣竅在居家料理時非常管用。周照芳受過嚴謹的醫學和護理訓練，再加上醫院的工作環境，養成她力求效率的做事方法。因為時間有限，她必須訓練自己在半個鐘頭內完成料理。通常她會在假日先煮好一鍋滷菜和一道濃湯。平日下班回家後，先將滷菜和濃湯取出加熱，另外再現炒兩三盤青菜、煎一條魚、煮一鍋清爽的湯品。半小時內五道菜、兩種湯立即上桌，她和先生、三個小孩、婆婆，以及當時就讀建中暫住他們家的外甥，全家七個人吃得津津有味。

陳榮基二歲喪父，身為家中么兒的他，成長過程除了母親的養育之外，受到兄姐極大的幫助。為了回饋兄姐對他的照顧，當他成家立業，生活逐漸穩定之際，對陳家晚輩的照顧也不遺餘力，無論是哥哥、姊姊、表姊的孩子，乃至妹夫的外甥，當他們到台北求學或就業，都曾先後借住陳榮基家裡。他們稱周照芳為「嬸嬸」、「舅媽」或是其他，但這些稱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周照芳不但沒有排斥他們、視他們為「外人」，反而無分別地像照顧自己孩子一樣地照顧他們。

周照芳的一舉一動看在早年守寡的婆婆眼裡，對媳婦的好，自然心裡有數。婆婆晚年行動不便，周照芳雖然工作忙碌，回到家以後不但為全家人料理晚餐，還以自己的護理專業以及對長輩的孝心，細心服侍照料婆婆。陳家的親戚朋友來訪，看到「小媳婦」的表現，對她也都讚不絕口。婆婆更常對來訪的親朋老友，誇獎周照芳的孝心與愛心。

巨大的美國夢

二分之一薪水

五十年前，國人對精神科還懵懵懂懂，對於「神經病」和「精神病」分不清，總是心存畏懼。個性喜歡挑戰的周照芳卻因此對精神科更感興趣，台大護理系畢業之前，她決定投入精神科領域。為了先累積自己的實務經驗，畢業後她先應徵台大醫院精神科護士，但是當時台大護理系主任表示，系裡非常缺乏教員，希望周照芳先到台大任教。

當時大學助教的薪水比醫院護理人員更低，台大醫院護理人員月薪一千多元，台大護理系助教的薪水只有八百七十元，護理人員每個月還可以領取高達七、八百元的「衛生加給」，另外還有「夜班費」。經濟壓力較大的同學都希望進入台大醫院工作，不願意接受台灣大學教職員的職缺。然而對周照芳而言，想進入台大醫院工作，薪水多寡並非她的主要考量，她更在乎的是實務經驗。

「妳還是可以去醫院累積實務經驗，但是這個助教的缺額，一定要先幫忙填滿，否則以後教育部可能會縮減護理系助教的名額。」為了保住護理系助教的名額，系主任不停請託。她相信，家庭經濟狀況還不錯的周照芳，比其他同學更有條件接受教員的職缺。

系主任的判斷沒錯，周照芳答應請託之後，雖然擔任台大護理系助教，但是幾乎全部時間都在醫院工作累積經驗，但領的卻是學校助教的薪水。即使教職員本該放假的暑假期間，也因為醫院許多護士都利用這段期間休假出國旅遊，醫院護士人力吃緊，周照芳仍然犧牲暑假時間義務幫忙。

周照芳人生的第一份月薪是八百七十元，但同時進入台大醫院工作的同學月領一千六百元，幾乎是周照芳的兩倍。

台灣人的美國夢

一九六○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盟軍在歐洲最高指揮官的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以美國第三十四任總統的身分訪台，創下現任美國總統訪問台灣的首例。艾森豪總統的座車行經路線，夾道五十萬名台灣民眾熱烈揮舞著國旗表示歡迎，天空冉冉升起萬枚彩色氣球，慶祝中美之間美好的友誼。同一年間，美國空軍樂隊來台訪問、鉛字印刷的《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正式發行（後改為《英文台灣日報》Taiwan News）。

整個六○年代，台灣集體瀰漫在編造巨大的「美國夢」之中，電冰箱、電視機、冷氣機，只要貼有「美國」的標籤，就成了大家趨之若鶩的舶來品。到美國留學等同於取得「社會菁英」的號碼牌，赴美進修幾乎是所有大學生共同的「美」夢，尤其是台大的畢業生。當時流行一句話：「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周照芳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美國瘋」，已經出國或是打算出國攻讀碩士的同學，也不斷鼓吹周照芳加入留學美國的行列。

周照芳雖然也有美國夢，但已婚的她仍須考量自己的家庭狀況。工作三、四年以後，周照芳生下兩個可愛的女兒，小女兒才出生幾個月，先生陳榮基升任台大醫院主治醫師，並前往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進修，就讀素有「中東的哈佛」之稱的貝魯特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半年後，陳榮基學成歸國，周照芳出國留學的契機終於成熟。

先生小孩作人質

台大醫學院與國防醫學院是當時臺灣僅有的兩所醫學院，也是唯二設有護理學系的大學。雖然後來陸續有許多護專成立，然而台灣護理人員的水準不能只停留在職業學校或專科學校。周照芳是台大護理系第五屆畢業生，護理系主任也非常鼓勵她繼續出國深造，希望為台大醫學院培養精神科的護理師資。由於當時台灣尚未出現護理研究所，系主任余道真也希望她學成歸國之後，可以協助台大醫學院成立護理研究所，提升台灣護理教育水準。

二次戰後，美國提出國際援助計畫，並於一九五○年代前後對中華民國進行物資及貸款援助，印有「中美合作」四個字的麵粉袋製成的褲子，即是美援的歷史產物。此外，為提升全球醫護水準，美國有些機構也提供世界各地醫療人員獎學金，其中包括台灣。

為了確定這些接受獎學金出國留學的學生，都能夠「學成歸國」，申請條件中明訂，接受獎學金出國的學生，至少必須回國服務三年。然而，美國護理人員的薪資比台灣高出許多，在取得學位以後，她們往往面臨究竟要留諸異鄉，待衣錦還鄉，抑或歸國服務，回饋母國的抉擇。

「學生宿舍每月租金一百五十美元太貴了，我們可以到附近另外找房子。」她對周照芳說。

未久，泰國室友找到一個每月租金只要四十二美元的宿舍，距離學校只需要搭一趟巴士，但是三餐必須自理。周照芳和她一起搬離學校宿舍，至於用餐問題，早期留學生三餐都很簡單，中午自己做簡單的三明治，裡面夾兩片菠菜和芹菜就可以打發一餐。ABMAC每月支付周照芳三百美元的獎學金，住在學校宿舍時，每個月扣掉生活費，尚可結餘四、五十美元，搬離學校宿舍以後，生活費更是綽綽有餘，一年以後，周照芳已經存下八、九百美元。

美第二年，周照芳的先生陳榮基再轉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神經科繼續進修，周照芳便申請轉學到威斯康辛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School of Nursing），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和先生一起住在威斯康辛州。第二年周照芳順利拿到碩士學位先行返台，並搬離赴美前居住的台大教員宿舍，在距離台大不遠的台北新生南路購買房子，從新竹接回分別由媽媽和婆婆照顧的兩個女兒。一年多以後，陳榮基回國擔任台大醫學院神經精神科講師及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主治醫師，一家四口終於團圓。

【第三部】護理生涯

最年輕的副主任

日式風格轉為美式作風

日治時期，「護士」被稱為「看護婦」，當時台灣並沒有像西方護理學校一樣的正規護理教育，直到日本統治台灣第三年（一八九七年），台北醫院設立「看護婦養成所」，為台灣護理教育的開端。早期的看護婦養成所，以錄取日本女性為主，台籍女性僅佔六分之一。一九二○年代以後，各醫院陸續增設「看護婦講習所」，培養台灣護理人力。

早期台大醫院護士多半都是日治時代中學畢業後就讀看護婦養成所，培養出的護理人員。他們都是接受日本教育，在當時算是「知識分子」，護士也是令人羨慕的高薪行業。老一輩的護理人員雖然態度認真，但隨著時代變化，工作量越來越大、需要了解的護理知識越來越多，這些資深護士逐漸顯得力有未逮，負擔相對沈重。

另一方面，台大醫學院卻承襲美國制度，不斷培訓師資赴美進修，赴美留學的護理碩士陸續回國之後，不僅要在學校任教，也必須到醫院協助護理行政和護理教育工作，引進國外先進的西方護理觀念。醫學院護理系對醫院護理部門的要求，傳統日系護理人員多半做不到，護理系學生上課所學和臨床實際情形完全兩樣，雙方主管之間的溝通也不順暢，一邊追求美式，另一邊積極維護日式，雙方涇渭分明，被戲稱為關係緊張的兩岸。

所幸雙方高層都有共同的看法，認為護理系與護理部不能各吹各的調，為使教學與臨床護理標準統一，弭平雙方落差，醫學院與醫院兩方院長開會決議，學校護理系主任與醫院護理部主任應由同一個人擔任，護理系應協助護理部教育臨床護理人員，提昇護理部水準，以免護理部一直停留在日治時代的水平。

一九七三年台大醫院首創護理系教師兼任制度，由台大護理系主任兼任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第一位兼任主任由周照芳的老師鍾信心擔任。周照芳回國後，在台大護理系擔任講師，同時也在台大醫院擔任護理部督導，負責訓練護士。

整合雙方確實有其需求，但這項任務也極具挑戰性。「老實說，我們在學校養尊處優，不會碰到醫療糾紛或是家屬抱怨，但在臨床上窒礙很多，由護理系老師訓練護士，老師也知道困難重重。」周照芳回憶，「但既然被賦予這個任務，也只能全力以赴。每位老師所學不同，大家一起協助醫院護理部，根據自己專長負責不同單位，大家各自擔任督導，將自己從美國所學的護理新知應用在臨床上。」

越貼近第一線護理人員的工作，越了解她們的辛苦，除了簡化工作程序讓她們工作更順手外，也盡量為護理人員爭取福利。台大護理部宿舍餐廳會供應夜班人員點心，上小夜班的護理人員，下午三、四點就必須到醫院，但時間太早又吃不下晚餐，通常他們會先到餐廳吃一些點心裹腹，再外帶一些食物到護理站，有時候是炒麵、炒飯，有時候是綠豆湯、稀飯，等到晚上七、八點肚子餓的時候再吃。有時候值班醫師沒有時間吃晚餐，也會到護理站向護理人員「覓食」，護理站工作雖然忙碌，但也因為這些食物，溫暖了夜班醫護人員的身心。

爭取提高夜班費

周照芳擔任督導一年後，台大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全家移民至國外，鍾信心在所有的督導當中，拔擢周照芳遞補遺缺，成為最年輕的副主任。

護士是醫院為數最多的一群工作人員，工作非常辛苦，特別是值夜班的工作，量血壓、量體溫、打針、備藥、發藥、寫紀錄，一樣都少不了，夜闌人靜之際，大夜班護士還須將鑷子等醫療耗材投入消毒鍋中消毒、製作酒精棉球，為翌日所需的醫療耗材預做準備。

一九七二年的物價水平，一個菠蘿麵包一元，台大護士值一次小夜班的夜班費只有十五元、大夜班十八元。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間，台灣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八點二，但台大醫院護士的夜班費幾乎維持在台灣光復不久後的行情。周照芳為她們感到不平，擔任副主任期間，跟著老師鍾信心一起爭取增加護士人力，以及提高夜班費。

護士的夜班費提高，意味著醫院的人力成本必須大幅增加，所遇到的阻力不難想像。台大醫院日治時代的護理前輩，光是用國語溝通都有困難，更何況要他們為自己爭取權益，但周照芳和老師都是受過美式教育的歸國學人，即使用英文溝通也沒有問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通常比較能言善道，也勇於爭取合理的權益。儘管她和老師領的都是醫學院的薪水，醫院的敘薪方式與她們無關，但她們仍然積極為醫院護士爭取合理的報酬。

在鍾信心和周照芳等人的積極斡旋下，好不容易將大夜班費調整為每班一百多元。一九七三年全球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油價暴漲三倍，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由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上升至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八；一九七四年更竄升至百分之四十七。若非當時即時將夜班費調升，扣掉通貨膨脹後的護理人員實質所得恐怕更形微薄。

為護理人員打抱不平

台灣護理人員長期處於工作過量，但所得卻極度不平衡的狀態。一九八四年周照芳正式升任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夜班費。當時台大醫院的護士只有少部分具有大專學歷，大部份都是職校畢業，長期以來護理人員因為教育水平不高，即使想為她們爭取提高夜班費，也常被嘲笑：「你們護士小姐教育水準那麼低，怎麼能夠跟專科以上學歷的藥劑師、醫檢師的薪資相提並論。」

國內護士白天班平均一位護士照顧十名病患、小夜班一位護士照顧十五名病患、大夜班一位護士照顧二十名病患，工作負荷為歐美護士的二至四倍，但薪水卻不及一半。心疼國內護士工作辛苦，周照芳無畏於這些冷言冷語，再次爭取將大夜班費調升為每班伍佰元。

一九八八年，衛生署依據「醫療法」規定，首度辦理「台灣地區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評鑑標準中規定，醫院如果沒有聘用領有執照的護士，評鑑不予通過，區域醫院沒有通過評鑑，必須被降級；地區醫院沒有通過評鑑則無法領取健保給付，醫院可能得因此關門大吉。

當時大部份的診所都沒有聘用正式護士，他們招募高中畢業生進行幾個月的短期訓練，就予以任用。但為了通過評鑑，正牌護士開始變得熱門，全國出現護士荒。在經濟學理論中，供給與需求決定價格。當有執照的護士供給量不變，但市場需求量大增，價格自然有上漲空間。

無畏於醫院會計主任給的「臉色」，周照芳第三度為護士爭取提高夜班費，由於正值全國護士荒之際，天時地利加上人和，終於將大夜班費調升至每班七百元、小夜班每班伍佰元。

為護士薪水奔走

暴風雨前的寧靜

九○年代之前，醫事人員高考雖設有「護理師」的類科，但在醫院編制內卻沒有「護理師」的職稱，護理人員的專業地位始終矮人一截，甚至被戲稱為「小護士」。經過多年努力爭取，周照芳終於在護理部主任任內，落實將通過「護理師」國家考試的護理人員職稱，正式更名為「護理師」。

儘管護理師的專業能力已達一定水準，但在職級和敘薪方面仍與其他醫療團隊人員有段差距。公家機關的薪資都是透過俸點計算，依據審計部精算出各行業的俸點，再依據當時的生活物價指數來計算，例如每個俸點折算二十元，如果點數是二三○點，月薪就是四六○○元。當物價指數提高，每一點的點值也會跟著提高。醫事人員依俸級不同，俸點也不同，醫師的俸級最高，俸點也最多，藥劑師、醫檢師、營養師居次，護理師在所有「師」級當中，敬陪末座。

早期護理人員的薪資非常低，台大醫院第三任護理部主任鍾信心已經幫護理人員爭取提高至二三○個俸點，第四任主任余玉眉又聯合同樣隸屬教育部的國立護專，請教育部代為向審計部溝通，將護理人員的俸點提高為二九○點。周照芳擔任第五任護理部主任第三年，有一天台大醫院舉行院務會議，會後人事室像是要公布天大消息似地請大家聽仔細：「銓敘部全面更改醫院所有人事薪水的計算方式，過幾天會公布一份新的敘薪表，請大家注意公告內容。」

經過幾天忐忑不安的心情後，新的醫事人員敘薪表公布，除醫師外，俸點最高的是營養師三九○點，原本四三○點的藥劑師被調降為三三○點，醫檢師也是三百多點。至於護理師的俸點則由余玉眉所爭取的二九○點，降為鍾信心時期的二三○點。看到這份新的敘薪表，周照芳臉色鐵青，但是一句話都沒有說。

「還以為你會氣得跳腳，沒想到你竟然一聲不吭。」總務主任對周照芳的靜默大感意外，他不知道，周照芳表面不動聲色，腦子裡正盤算到底該如何為她所帶領的護理人員爭取合理的待遇。

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在周照芳的觀察中，相較於院內其他醫事人員，營養師的工作較為輕鬆，但是營養師的人數不多，全院只有四、五位，就算提高薪水，對醫院影響不大，事情容易成辦。但是護理人員為數眾多，只要每人加一點薪資，院方就要增加很多支出，調薪的阻力相對也大。

為護理人員爭取應有的待遇，周照芳將之視為自己的職責。「同樣是大學畢業，又在同一家醫院工作，沒有道理薪水相差近四成。我是護理部主管，當然有責任照顧她們，不能讓她們受到委屈。」

和護理人員同時被調降俸點的還有復健師，他們原本是「技士」，後來職等遭到降級，無論大學畢業或是大專畢業，進入醫院都從「技佐」做起，就像護理師進入醫院先從「護士」做起一樣，技佐和護士的職等相同，過去復健師只要大學畢業進入台大醫院復健部就算是技士，現在突然被降為技佐，而且還遭到降薪，反彈當然更大。

復健部主任連倚南找周照芳商議，準備和護理部聯合召開記者會。周照芳先放出風聲，釋出護理人員薪水遭到剝削，護理部準備遊行抗爭，力爭權益的消息，企圖透過輿論力量，力挽狂瀾。

記者會之後雖然媒體披露更多相關消息，但是負責公務人員敘薪的銓敘部卻完全靜悄悄，一點動靜都沒有。探聽之下，原來最新的敘薪表已經送入總統府，正等待總統府批准之後，即將公告實施。

時任元首醫療小組召集人的台大醫院內科主治醫師連文彬（現任台大醫學院內科名譽教授）是李登輝總統的「御醫」，透過這層關係，周照芳請託連文彬代為轉達李登輝總統，請他千萬不要批准新的敘薪表。連文彬果真到總統府代為轉達訊息，無奈仍遲了一步，總統府先前已經批示這份公文，很快就要公告實施。

赴銓敘部請命

眼看大勢已去，周照芳卻不願就此放棄，決定親赴銓敘部請命。銓敘部科長的女兒是台大醫院內科護士，既是周照芳的部屬又和周照芳同姓，科長對周照芳很客氣，一見到她立刻拿椅子請她坐。周照芳一邊喝著熱茶一邊請教：「我陳情的公文什麼時候可以獲得答覆？」

科長表示，他想在銓敘部主管開會時，提案請大家討論，討論通過後才能得知公告一事是否還有轉寰的餘地。

「還要等多久？」周照芳焦急地問。

「大約兩個禮拜。」科長態度誠懇，看起來不像在敷衍。

兩個禮拜後，周照芳再度拜訪科長。科長告訴她，已經將議案排入，但尚未討論到這個議案，要她耐心等候。兩個禮拜又過去了，周照芳再度登門，但是仍然沒有下文。周照芳多次往返教育部、銓敘部、人事行政局，均無功而返。

幾天後，周照芳在台大醫院的中央走廊上，遇見秀傳醫院的創辦人黃明和，他創辦秀傳醫院時，曾經請台大醫院協助，在護理方面，周照芳協助秀傳醫院建立護理制度，也幫忙訓練他們的護理部主管，提供不少支援。

當時黃明和已經當選立委，也看到媒體上有關周照芳到銓敘部為護士薪水奔走的相關報導。周照芳向他大吐苦水，為護理人員叫屈，請他以立委的身分幫忙到銓敘部為護理人員說項。

數日後，周照芳在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

「今天下午有沒有空？我要去銓敘部，妳要不要一起去？」黃明和在電話的另一端說。

「當然有空！」周照芳排除萬難也要撥空前往。當天下午兩點，周照芳帶著一位護理長和她同行，搭乘黃明和的座車一起來到銓敘部。

黃明和一進入銓敘部，一邊往裡面走，一邊拉高嗓門：「陳桂華部長，你給我出來！」音量之大，就連站在旁邊的周照芳都嚇一大跳。

只見陳部長從裡面箭步衝出，一見到黃明和先來一番客套話：「黃立委，今天怎麼有空來，真是稀客。」

黃明和開門見山地說：「關於護理人員被降薪一事，媒體已經報導很多，你們怎麼對護士這麼苛刻。我今天來，不是要你聽我講話，是要你聽周主任講話。」黃明和的手指向周照芳。

正當周照芳準備陳情之際，又聽見黃明和以命令似的語氣說道：「你好好聽喔！我要趕回立法院，明天我要看你和周主任談得如何，假如答案令我不滿意，我會在立法院質詢你！」充分展現台灣立委霸氣的問政風格。

別讓護士不開心

黃明和離開之後，周照芳抓緊機會向部長提問：「為什麼把我們護理人員的薪水降得那麼低？」

「我們只不過將台大的護理人員薪水調整成和榮總一樣，榮總的護理人員也是二三○個俸點。」官員的答案令人傻眼，他們沒有弄清楚真實情況。周照芳解釋，榮總的二三○點只是表面，榮總護理人員的薪水也是向台大醫院看齊。當台大護理人員的俸點從二三○點增加為二九○點的時候，每月月薪也許從三千元增加為四千元，榮總護士表面上雖然以二三○點計算，乘上點值之後，也許只能拿到三千元，但包括台北榮民總醫院在內的十五所榮民醫院，都歸退輔會所管轄，退輔會以加給的方式，額外補貼榮總的護理人員，例如護士加一五○○元、護理長加二五○○元、督導加三五○○元、主任加四五○○元，不但補足和台大醫院的落差，甚至比台大醫院還多。「所以能不能不要調降台大護理人員的俸點？」

「這個方法行不通，但我會請兩位次長跟你好好研究，一定會把護理人員的薪資調升成讓你們滿意的結果。」陳桂華說完先行離開。

兩位次長聽完周照芳的說明以後，面面相覷，停頓一會兒後才緩緩說出：「退輔會有暗盤，但是銓敘部沒有，所以不能這樣算。」

「那就等銓敘部有暗盤的時候，再來調降我們護士的薪水俸點。」周照芳毫不客氣地回應。

空氣瞬間凝結，氣氛顯得有些尷尬。周照芳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緒，嗟嘆說道：「我不是要求將台大護理人員的薪水調到多高，我只是要求公平而已，不只是護理人員，藥劑師的薪資俸點也從四三○降為三五○點，醫檢師也從三八○降為三二○點。護理師更可憐，本來只有二九○點，現在還被降成二三○點，能不能將所有的『師』都調整成一樣，如果銓敘部要將醫院裡的所有『師』，全部調降成二三○點，我也沒有意見，但不能只拿護理師開刀，不應該營養師是三九○點，但護理師卻只有二三○點！」

兩位次長頻頻點頭，也覺得此言有理。

「周主任，可不可以麻煩你，將醫院編制內所有的『師』，通通都幫我們列出？」顯然這些負責核定醫護人員薪水的官員，對醫院究竟有哪些人力編制，還不太了解。

「跟你們人事室談過之後，我們會針對醫院所有『師』的薪資做出調整，原則上應該會如你所建議的，調整成所有『師』都一樣。」周照芳離開銓敘部之前，次長對她做了以上的承諾。

會後周照芳將會談結果告訴黃明和，黃明和仍表示要舉辦「護理人員敘薪不公」的公聽會，請銓敘部官員前來報告，所有醫療人員都可以一起參加討論。

公聽會由黃明和主持，銓敘部長陳桂華於公聽會上表示，未來醫院內所有「師」的俸點，都會採取相同標準，下禮拜就會正式公告各個「師」的點數。公聽會就在所有參加的護理人員滿心期待中畫下句點。

一個禮拜過後，台大醫院人事室通知周照芳，醫護人員的敘薪辦法已經更改，營養師、藥劑師、醫檢師、復健師、護理師，所有「師」的等級均列為八職等，護理師也取得與其他醫療專業「師」級同等之敘薪，大家都比照營養師以三九○點作為基礎。台大醫院是公立醫院，院內醫護人員薪水由銓敘部、教育部負責制定。身為台灣醫界的龍頭，當台大醫院所有醫事人員的薪水提高，對全台灣醫界的薪水也會產生比價效應，國內許多大型醫院紛紛調升薪資，這是台灣醫護界的全面勝利。

當眾多醫護人員都因為這項新的敘薪辦法直接間接獲益，荷包增加，唯獨領台灣大學薪水的周照芳沒有因此口袋加深，但她毫不在意。能夠為自己的子弟兵爭取福利，比自己加薪更讓她感到開心。

白衣護士包圍立法院

醫師和護士的矛盾

過去台灣有些醫院、診所長期聘請無照的「黑牌護士」，施予簡單的護理訓練之後，就直接幫病人打針配藥，月薪只要一萬多元，其中有些小診所護士不只要承擔護理工作，還必須協助醫師部分家務，甚至幫忙帶醫師小孩上下課。隨著護理教育普及，護理學校培養出越來越多的護士人力，但為了降低人事成本，這些醫療院所往往繼續聘用未領有執照的護士。

在相關人士的推動下，對護理人員攸關重大的《護理人員法》終於在立法院一讀通過，法案宣讀完成後，隨即進入二讀程序。依照《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護理人員業務者，本人及其雇主各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換言之，一旦法案正式通過，全國所有醫療院所均不得繼續聘雇沒有執照的護士執行護理業務，包括打針、吃藥、插管等侵入性醫療行為。該法案對身為雇主的醫師影響甚鉅，許多醫師表示，短時間內請不到合格護士，因此醫師公會代表群起抗爭。

當時《藥師法》已經通過，法案中明訂，所有醫療院所必須僱用合格藥師為民眾配藥，負責配藥的藥師必須通過國家考試合格，取得執業藥師的資格，以取代過去多半由護士負責配藥的現象。

《藥師法》三讀通過的過程，同樣受到醫師公會成員的抗爭。基於站在同一陣線的立場，藥師公會主動告知台灣護理學會，依照他們過去的經驗，負責《護理人員法》三讀的召集委員應該是原住民立委華加志，他們建議護理學會先爭取召集委員華加志的支持，再藉由召集委員的影響力，支持這項法案通過。

正當《護理人員法》即將三讀通過之際，醫師公會照例召集眾人前來抗議。具有醫師背景、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張博雅隨即出面緩頰，表示護士人力短缺，如果此時通過法案第三十七條，所有醫療院所都必須聘用合格護士，護士人力一定不足，因此提出將《護理人員法》延後兩年實施的權宜辦法。

護理界將之解讀為兩年後法案可以正式上路之意，因此勉強同意，雙方對立才暫告一段落。

推動《護理人員法》

兩年的時間過去，立法院準備再度審查《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時，幾位民進黨籍立委連署討論「取消《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的議案。

兩年後讓《護理人員法》正式上路，不是當初的共識嗎？怎麼現在又要討論取消第三十七條條文？護理界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他們當然不可能就此罷休。為維護合格護士權益，台灣護理學會發起抗爭活動。周照芳除了是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也身兼台灣護理學會監事長，個性喜歡行俠仗義的她，對於爭取護理人員權益的活動，經常隨傳隨到，再加上台大醫院位於立法院對面的地緣關係，甚至經常是第一位到達現場的護理界主管，為護理人員加油打氣不遺餘力。

抗爭活動前，「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護理公會）分別致電二十三個地方護理公會，請他們派員北上支援抗議行動，同時並要求地方護理公會派員向當地立委陳情，請他們支持《護理人員法》三讀通過。

當天，由台灣護理學會加上護理公會共同號召來自全國各地的二○○名合格護士，前往立法院陳情，六部遊覽車進場包圍立法院，主張第三十七條絕對不能取消，並尋求立法委員支持。

立法委員一早準備進入立院開會之際，突然看到這麼大場面，委實嚇了一跳。周照芳先找幾位護士擋在立法院門口，再分頭找尋參加連署取消條文的立委溝通，阻擋他們進入立法院。幾分鐘後，當時民進黨主席，同時也是立委的施明德出現在立法院門口，周照芳抓緊機會向施明德說明，讓不合格的護士照顧病人，將危害全國病人的權益。同時請他幫忙說服黨籍立委不要參與連署，放棄討論「取消《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的議案。

一邊是護理人員高舉白布條，另一邊是醫師公會舉牌抗議，原本應該共同為病人服務的同事，卻在立法院門口成為對峙的兩方。有衝突就有故事，有故事就會引來媒體，多家電視台的採訪車停放在立法院門口，媒體大陣仗報導，一會兒訪問護理代表周照芳；一會兒訪問醫師公會代表，一來一往好不熱鬧。

主管帶領白衣護士包圍立法院抗議、衝撞體制，當然有人不贊成，但周照芳抱著以自己的職位作為陪祭品的打算，寧可不當主任，也要提供合法護士工作就業的保障，以及病人接受專業護理的權益。她相信，這不僅有助於台灣整體護理品質的提升，也可以降低醫師身陷醫療糾紛的風險。她不在乎自己在醫院的職位，「大不了再回學校當我的副教授！」周照芳在心裡做了最壞的打算。

有些報紙的評論觀點認為，護士應該有職業道德，不能為了自己權益上街頭，而將病人丟在一旁不管。但周照芳認為，沒有好的勞動條件，不可能有好的照護品質。周照芳是台大護理系第五屆畢業生，但是在她前四屆畢業的學姊，後來僅剩一人留在護理界服務。因此她深信，唯有發展健全的護理專業環境，讓合格護士安心工作，病人才能受到妥善的照顧。

由於媒體不斷播放，民眾也開始關注這個議題，擔心在醫院照顧自己或家屬的是無照護士，在輿論壓力及護理界的堅持下，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共計五十七條的《護理人員法》，同年五月十七日經總統公告施行。

為督導爭取主管加給

除了照顧年輕護士，周照芳對於拔擢資深護理人員也不遺餘力。早期台大醫院護理部的「督導」，多數是日治時代以經驗取勝的老前輩，幾乎沒有人具有大專學歷。一九六○年代，周照芳等人在國外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後開始在台灣培養新一代護士。

幾年過後，這批年輕護士逐漸可以承擔護理長等管理職。周照芳從多位護理長之中，挑選一位具有五專學歷的護理長升任督導。她是周照芳的高中同學，高中畢業以後就讀護專，後來和周照芳一起在台大醫院服務。

一天，這位督導忍不住向老同學抱怨：「周主任，妳雖然將我升為督導，但升官不僅沒有加薪，反而還被降薪，根本是『明升暗降』。」

明升暗降？周照芳感到納悶。原來台大醫院護理長可以領取主管加給，但升為督導，主管加給即被取消，同學升任督導之後，薪水反而減少。

台大醫院為教學醫院，隸屬教育部管理。周照芳先到醫院人事室查詢，後來又到教育部進行了解。根據教育部人事主任的說明，教育部設有「督學」的職務，負責規劃、執行及評估地方教育政策，但督學並非管理職，因此他們認為醫院的督導與教育部的督學一樣，都不是管理職，殊不知原來醫院的護士是歸督導管理。

接著周照芳又到人事行政局溝通，人事行政局照會衛生署，衛生署發文解釋，台大醫院護理部督導沒有主管加給，是因為「員」跟「長」一字之差。當時台大護理部的「督導」，正式名稱是「督導員」，三軍總醫院的「督導」職稱是「督導長」，兩者的工作內容與職掌並無二致，只因一字之差，收入卻大不相同。

督導員容易給人非管理職的印象，周照芳建議將「督導員」更名為「督導」。沒想衛生署還是不同意，認定必須是「督導長」才能領取主管加給。周照芳請台大醫院人事室更改督導的職稱，人事室表示，下次召開組織章程修改委員會會議中，他們會對此進行提案，提案通過之後才能正式更名。

組織章程修改會議不知還要多久才會舉行，周照芳擔心時日一久，大家會將此事遺忘，因此在這段期間，她就像鬧鐘一樣定期提醒相關人員。召開組織章程修改委員會會議前幾天，人事室通知周照芳，於是她趕緊向台大醫院院長報告，請院長不要忘記提案將督導員改為督導長。在獲得台大醫學院、工學院、商學院等六院院長及附設機構（台大醫院、獸醫院）等各院區代表同意之後，院方通過修改組織規程，將「督導」之職稱更改為較專業的「督導長」，一九九二年，其主管職等方才獲得行政機關認同，開始領取主管加給。

成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

才剛為督導成功爭取主管加給不久，周照芳又馬不停蹄投入「精神衛生護理學會」成立事宜。一九九○年《精神衛生法》訂定之前，衛生署召開修改會議，身為精神科護理老師的周照芳等人卻未獲邀參加，周照芳向衛生署官員抗議，認為應該通知她們幾位精神科護理老師參加會議。衛生署官員表示，其它科別都有成立護理學會，像是心臟胸腔護理學會、麻醉護理學會等，唯獨精神科沒有成立護理學會，因此才將會議通知發給台灣護理學會。

周照芳認為，在精神醫學的醫事人員中，精神科護士為數最多，當時精神科醫師只有五百多名，每家醫院只有一位臨床心理師、兩位社工及一位職能治療師，但精神科護士就有兩千多名（現有三千多名），因此周照芳認為，精神科護理學會應該獨立，不能總是附屬於台灣護理學會之下。

一九九二年，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在周照芳等人的推動下正式成立，積極舉辦學術及研究活動，培養精神專科護理師，並發行《精神護理雜誌》，鼓勵會員研究學術風氣與期刊發表，由周照芳擔任首任理事長。

在參加《精神衛生法》修法會議中，周照芳發現其中有關「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規定，精神復健中心、康復之家得由醫療專業人員包括醫師、心理師、社工師開辦，但是並不包括護理人員。最後同樣也是經過周照芳積極爭取，才將護理人員加入得以開辦的醫療人員行列。

不被慾望綁架

周照芳對台灣護理界的付出，使她榮獲第一屆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的殊榮。從護士的夜班費、薪資計算俸點，再到督導的主管加給，為了護理人員的權益，周照芳總是不畏強權不斷向前衝，卻鮮少見她為自己爭取權益，薪水、物質似乎不是她努力追求的目標。

擔任台大護理部副主任期間，當台大醫院很多同事都開車上下班，周照芳和擔任主治醫師的先生陳榮基仍舊騎著一部舊型摩托車到醫院上班。直到多年後，因為下雨天騎車實在不方便，才買下他們的第一部裕隆汽車，老車駕駛一、二○年後，他們換了一部福斯小型車（Volkswagen）。現在則是名下無車，以捷運代步。名車、氣派從來不是他們對汽車的期待，耐用且不占位置才是他們購買汽車的主要考量。以兩人的收入而言，買部名車當然不是問題，但他們認為人生有更多值得追求的價值，他們不想成為慾望的俘虜，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慾望綁架。就像蘇格拉底所說的：「當我們為奢侈的生活而疲於奔命的時候，幸福的生活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

直升機海上救護任務

周照芳小學時候，一位老師在課堂上用籐條打一位家境清寒的男同學手心，因為他的課業表現不佳。看著老師的手使勁地一直打不停，周照芳擔心同學的手被打斷，舉起手為同學說情：「老師，我不覺得他有那麼壞，可不可以不要再一直打他了？」周照芳總是幫同學打抱不平，所以人緣特別好，其實周照芳是有恃無恐，爸爸是學校的校醫、舅舅是訓導主任，老師生病也是由她父親免費醫治，所以她總是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從小就替人打抱不平，長大後這樣的個性還是沒有改變，挺身為護理人員爭取權益，周照芳的真心，也贏得護士們的行動相挺。

與中油合作海上病患救援

中油公司自一九七二年起積極在國內海域進行石油探勘工作，並與多家外國石油公司合作探勘油氣及地熱資源。基隆、新竹、澎湖、鹿港及高雄外海均為其積極探勘區域。

有一年中油公司一艘大船艦停泊在新竹外海，準備探勘石油，船上有多位探勘開採石油的工作人員。一旦遇上颱風或是大浪，船身搖擺晃動異常厲害，工作人員在船上腳步踉蹌容易跌倒，有時也會受傷、感冒或是腹瀉。船上有多位美國籍主管，並設有一個醫務室和一位美藉男護士，如果是簡單的感冒、腹瀉等問題，船上護士即可處理，但如果是盲腸炎或是更嚴重的疾病便得立即送醫。為了避免病人在送醫途中發生意外，中油公司會通知事前簽約的合作醫院，由其指派專業的醫師搭乘直升機到海上將病人接回醫院就醫。

當時中油和台大醫院正展開一個新的合作關係：中油公司設有醫務室，只要是中油員工都可以到醫務室看病，而醫務室的醫生正是由台大醫院派駐。中油公司希望，將石油探勘船艦上的病人從海上接回陸地就醫的任務，也能夠由台大醫院負責。

中油指派兩名主管到台大醫院開會，希望可以和台大醫院合作，由護理部指派護士擔任護送就醫的工作。護理部主任周照芳了解，出一次任務收費不菲，可以為醫院多增加一些收入固然很好，但那並不是從台北搭車到新竹那麼簡單，而是搭乘直升機飛到台灣海峽上空「救人」，護士的人身安全應列為主要考量，當然不能輕率答應。

「直昇機是屬於新型還是舊型？」周照芳想多了解一些有關飛行安全的細節。

「不算太新，也不會太老舊。」這個答案無法讓周照芳完全放心，她心中仍存有疑慮，想找台大醫院院長討論，不巧院長正好出國，於是她向副院長報告，副院長希望能夠繼續和中油加強合作，傾向於接下這項新任務。

副院長的意思，周照芳明白，數日後便和中油簽下新的合作契約，並在護理部宣布這項消息，徵求志願者。有兩名擁有加護病房、急診室經驗的護理人員自願出任這項任務，她們不是不知道這項任務所隱含的危險性，正因如此，更讓周照芳覺得感動，也更擔心她們的安危。

三總醫師墜海身亡

簽約後，中油代表人員照例到台大醫院開會。周照芳藉著一次中油高階主管未出席會議的機會，向中油人員進一步打聽直升機的安全性。對方也很坦白：「不瞞您說，這些直升機都是舊型的。」周照芳心頭一驚，繼續追問：「接送過程有沒有發生過事故？」

「三年前的一個颱風天，直升機在執行海上病患救護任務時，因為天候不佳不幸失事墜海，機上的三總醫師也墜海死亡。本來我們中油的合作醫院是三軍總醫院，因為三總有分專門醫治陸軍、海軍或是空軍的醫生，像這種情況，他們就會派空軍的醫生接送病人回院治療。事故發生之後，三總和中油海上救護的合作關係也跟著結束，因此我們希望另外尋找可以合作的醫院，並改由護士接送病人。」

醫師因執行任務而落海，中油心裡明白，以後大概不可能請得到醫生接送，因此希望將任務轉移到護士身上，反正護士人數眾多，找幾位志願者應該不是難事。了解真相之後，周照芳更感到惴惴不安，一天夜裡，周照芳夢見那兩名志願護士在直升機上搖搖欲墜，幾乎要落海。醒來後她感覺很不安，總覺得兩名護士的生命操在自己手裡，萬一真的出事，自己豈不成了罪魁禍首？接連好幾個晚上，周照芳夜不成眠，總是睡不著覺。

好不容易熬到院長從國外返國，周照芳直奔院長室向院長報告：「三總的護士有經過航空護理的特別訓練，他們都不願意再和中油合作，台大醫院的護士並沒有接受過航空護理的訓練，萬一病患在直升機上需要護理之際，我們的護士自己連站都站不穩，搞不好還會暈機，又怎麼能夠照顧病患？」

院長也覺得此事非同小可，認為不應該接下這項任務，決定取消合約。院長立即請院長室主任秘書撰寫一封文情並茂的婉拒信件給中油。中油收到公文後，仍想挽回合作關係，並表示他們已改善飛行安全，邀請周照芳親自搭乘直升機體驗安全性。

「就當成是一次小小的旅行吧！」周照芳心裡這麼想。但是院長認為，既然有風險性就不應該前往，周照芳只好婉拒中油的邀請。

幾天後，周照芳原本要搭乘的那架直昇機剛起飛不久，就墜落在新北市和桃園之間，數名機上人員受傷，所幸沒有人死亡，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得知這項消息，周照芳直拍自己的胸口，「菩薩保佑，菩薩保佑！」

護理外交

協助沙國成立國家醫院

一九七九年，台灣面臨中美斷交和第二次石油危機的雙重衝擊，外交和經濟發展異常艱困。配合政府醫療外交政策，台大醫院多次派遣醫療服務隊至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史瓦濟蘭等國提供醫療服務。

沙烏地阿拉伯於一九七○年代後期推行衛生改革計畫，預計在境內五座大城市同時打造五所國家級醫院。一九七九年，台灣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協議，並於台大醫院簽署中沙醫療合作計畫第一號備忘錄，由台灣組成「醫院管理顧問團」，選派優秀醫師、護士、醫技、工程、行政及醫院管理人員，提供沙國醫療援助。在預計興建的五所醫院中，吉達（Jeddah General Hospital）與霍埠（Hofuf Hospital）兩所醫院的營運將交由台灣負責。

根據兩國的合作備忘錄內容，台灣必須選派醫師及護士共兩百名前往沙國。由台大醫院內科教授謝炎堯領隊的「中沙醫療顧問團」先行至沙國考察，周照芳的老師、台大醫學院護理系教授鍾信心也在醫療顧問團行列。

對台灣人而言，沙烏地阿拉伯是個陌生的國度，既是沙漠地區，又是回教國家，諸多禁忌使大家卻步。臺大醫院負責協助醫護人員的派遣，剛開始，台大醫院在內部招募自願赴沙國行醫的情況並不順利，後來台大醫院院長楊思標規定，院內年輕醫師想要升等，必須先到沙烏地阿拉伯協助成立醫院，回國後才能升等，才逐漸募集足夠的醫師。

醫療團中醫師人數較少，護理人員佔相對多數。沙烏地阿拉伯對女性有很多禁忌，包括不能單獨外出、不能穿著短袖、迷你裙，也不能穿著沒有衣領的上衣、不能穿涼鞋露出腳趾等等。對以女性為主的護理人員而言，她們需要升等之外的更多誘因。

以生產石油著稱的沙烏地阿拉伯是中東地區最富有的國家，醫療團成員薪水係由沙國衛生部負責核發，依照當時一美元約可兌換三十六台幣的匯率，加上沙國政府提供的高薪，赴沙國護理人員的月薪水大約為在台灣工作的三至五倍。另外，回曆一年只有十一個月，但台灣使用的陽曆有十二個月，換言之，到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護士可以平白多出一個月的年假，再加上原本的休假，一年可有四十五天帶薪的休假。當時台灣尚未開放國外觀光，赴沙國醫療人員可以利用休假期間，回台灣中途轉機行經歐洲的機會，先赴歐洲旅遊然後再回台灣。上述種種條件對當時薪資偏低的護理人員而言，極具吸引力，報名也格外踴躍。

除了官方語言阿拉伯語之外，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外籍人士主要依賴英語溝通，因此語言能力的加強亦為外派醫療人員的必修功課，阿拉伯語和英語都必須經過測驗通過才可成行。

陳榮基於貝魯特進修期間，認識一位在貝魯特學習阿拉伯語的台灣學生，完成學業回國後擔任阿拉伯語講師。當時擔任代理護理部主任的周照芳特別到政治大學阿拉伯語系尋找這位講師邢棟民。基於這一層因緣，周照芳邀請他及系裡的另外兩位講師到台大醫院開設為期三個月的阿拉伯語課，負責教導準備赴沙國服務的護理人員，希望她們至少在日常用語或是簡單的會話能以阿語和當地人溝通。阿拉伯語班開課後，不僅護士前來上課，醫療團的醫生、藥師、醫檢師、以及負責維修醫療器材的工務、行政人員也都一起來上課。另外，護理部也送護理人員到台北著名的補習街南陽街補習英文，提昇她們的英語溝通能力。

「撒拉姆·阿拉庫姆」（salaam alaykum；你好）是沙烏地阿拉伯人見面時的問候語，握手之後可以說：「凱伊夫·哈拉克」（kaif halak；身體好嗎？）帶著簡單的外語能力和滿滿的祝福，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第一批醫療團員正式派赴沙國服務。周照芳親自送他們到機場，就像朱自清的《背影》一文中所說：「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因為護士們的行李很多，周照芳還自掏腰包塞錢給司機先生，請他幫忙提些較重的大型行李。

帶著補給物資前往探視

由於沙烏地阿拉伯信仰回教，伊斯蘭教派認為，女性不該穿著暴露，自古以來的傳統也規定女性在公開場合必須穿著黑色長袍(abaya)、不准開車或是搭乘公車，只能搭乘由男性家屬所駕駛的車，且一定要有男性親友陪同才可上街。醫療團護理人員外出時，必須持有醫院提供的路條，證明自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異教徒，或是由男性幫忙載送。在霍埠醫院工作的醫療團女性，外出雖然不需像在地人一樣穿著標準黑色長袍，也不需要蒙面，但為了避免為自己惹上麻煩，她們還是會戴上頭巾，以表示對當地文化的尊重。

就在第一批護士前往沙國三個月後，周照芳也出發前去探視她們，關心她們的工作情況和生活起居。根據當地傳統文化，女性不能單獨入境沙烏地阿拉伯，必須有男性陪同才能入境當地。和周照芳同行的有一名台大外科主任和一名泌尿科主任，兩位前輩教授一同前往沙國，有男性陪同，入境不成問題。

「石油王國」沙烏地阿拉伯雖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伊斯蘭教信徒穆斯林的生活嚴謹，幾乎完全依照戒律行事，禁止飲酒、禁止偶像崇拜，所以商品櫥窗見不到洋娃娃，雖然國民都很富有，但是他們衣著樸素，至今沒有對外開放的電影院，也沒有夜總會。在沒有影印機的年代，印刷廠也很少見，護理人員需要用的「護理治療卡」（cardex）經常找不到廠商印刷。貨品補給速度緩慢，預訂的藥品通常需要經過三個月至半年的時間才會送達，且送達的藥品不一定正確，就連書寫用的原子筆也不容易買到。

帶著成疊的護理治療卡和原子筆，以及台灣人喜歡的豆干零食等補給物資，周照芳和兩位老教授前往位於霍埠的醫院探視醫療團成員。「沙烏地阿拉伯雖然很有錢，但是早期一般民眾教育程度不高，算數對他們來說有點困難，特別是我們護理人員的薪資，他們算了大半天也算不出來。」周照芳解釋，「護士的夜班費計算很複雜，小夜班、大夜班的費用不一，還須考慮她們的年資以及在台灣的薪水，乘上三倍再換算成阿拉伯的幣值。有時候發薪日逾期三個禮拜，薪水還核發不出來。」

阿拉伯社會的女性待遇

在協助計算薪資、送上補給品之後，在幾位台大派駐當地工作的年輕醫師陪同下，一行人準備搭機前往吉達，探視另一批位於吉達醫院的醫療團成員。

機場等候搭機的隊伍排得很長，放眼望去，一律都是男性，周照芳一行人排在隊伍後面，女性的身影在機場顯得異常突兀，不時有人用奇特的眼光望著她。開放登機的時間到了，一位站在飛機登機梯旁邊的工作人員用手指著周照芳說：”You come. You come.”在女性毫無社會地位的沙烏地阿拉伯，被要求單獨過去，周照芳心裡的不安可想而知。不一會兒又聽到他說：”Husband come.”。當時周照芳才三十幾歲，兩位老教授已經年近耳順之年，他們對其中一位較年輕的耳鼻喉科醫師說：「你趕快去，你看起來比較像她先生。」

周照芳抱著忐忑的心走向那位工作人員。

“Lady first.”（女士優先）。原來，為了避免陌生男女互相接觸，他要周照芳第一個登機，年輕的「假老公」跟著周照芳一起登上飛機，而且坐在指定的第一排位置。兩位老教授反而在後面跟著眾人慢慢排隊，他們的位置被安排在機尾附近的座位。在這兒，男女有別的傳統觀念，遠遠凌駕於「敬老」的概念之上。

步出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國際機場（King Abdulaziz International Airport），周照芳等人終於踏上吉達的土地。沙國嚴禁衣著暴露，外藉人士也不例外，女性最好穿著長袖長裙，長度必須遮蓋手腕及腳掌。在霍埠，女性不能穿著有腰身的衣服，穿長褲時，襯衫必須拉出罩至臀下，但吉達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首都，為全國第二大城市，風氣較為開放，女性可以獨自走在街上，但仍不能露出手臂或是展現窈窕的身材曲線。

一抵達吉達這個繁忙的商業城，幾位已經在沙國工作一段時間的醫生帶他們到一家餐廳享用道地的阿拉伯風味餐。年輕的醫生先行入座，當周照芳和兩位老教授從後面步入時，餐廳裡一位工作人員揮手招呼周照芳說：“You come.”工作人員手裡指著一間裡面的房間。

"Me？"周照芳滿臉狐疑，不知道為什麼要她過去？

"No, All my friends there."朋友都在另外那一桌，周照芳當然不肯單獨進入那個房間。

"No problem. You all come."

原來，沙國餐廳的座位區分別為男性區（Male）與家庭區（Family）兩種，因為周照芳是女性，不能「拋頭露面」，服務生要讓他們單獨使用一間包廂。包廂內阿拉伯式的花紋裝飾藝術到處可見，大理石建材、K金樑柱、燈光、窗簾都經過特殊設計，看起來像是VIP專屬包廂，真可謂「金碧輝煌」。因為有女性同行而獲得免費升級VIP包廂，這是在其它國家少有的待遇。

在西方國家眼中，沙烏地阿拉伯是個標準的男性沙文主義國度，但沙國卻自認是依照古蘭經所提，社會應該保護女性、尊重女性。沙國對女性究竟是「限制」還是「保護」，是「隔離」還是「禮遇」？不同觀點，感受也不同。

中沙斷交合作生變

一九八○年代，台大醫院陸續派員赴沙烏地阿拉伯協助該國霍埠、吉達兩大綜合醫院，以現代化經營管理方式，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及醫學教育。台大護理部也分批派遣兩百多名護士前往，每次合約為期一年，有些護士在台有購屋需求，為了賺取更多薪資便繼續簽約。醫療團中有許多未婚的醫護人員因為朝夕相處而譜出戀曲，造就多對佳偶在當地結婚生子。

後來曾任衛生署長的侯勝茂、台灣著名心臟外科醫師林芳郁，以及他的妻子--台灣第一位女性外科醫師，也是台灣整形界先驅林靜芸都曾是台大援沙醫療團成員。十一年的醫療服務輸出，周照芳前往探視過兩次。台灣醫療團隊協助沙國建立醫療保健系統，施行開心、換腎、膝蓋置換、兔唇重建等各式手術以及示範教學，深獲肯定，展現台灣的「軟實力」，也贏得沙國的尊重。為了接待來自台灣的醫護人員，沙烏地阿拉伯親王還曾親自迎接。

國際醫療援助大大提高台灣的能見度，這項為期十一年的醫療合作計畫，在一九九○年中沙斷交，「中沙醫療合作第八號備忘錄」期滿不再續簽後，中沙醫療協奏曲最終章畫下休止符。

第四部全責護理

恩主公醫院首創全院全責護理

身為台灣首屈一指的教學醫院，台大醫院不僅投入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等地的國際醫療援助，和美國、法國、南非進行醫護人員交流，同時也對國內新建醫院的籌備工作提供支援。

坐落於花蓮慈濟文化園區的慈濟靜思堂內，牆上展出一幅幅當年慈濟醫院籌建的老照片。照片中，年輕的周照芳穿著白色的護士服，站在一間大教室內，雙手交叉於背後看著台下應試人員作答，當時她正協助慈濟醫院於一九八六年進行首次護理人員徵聘代招代訓的工作。

《慈濟護理雜誌-志為護理》第八卷第一期，林碧玉在《名譽社長的話》一文中提到：「慈院啟用在即，登報延聘護理人員報名者寥寥可數，報考者幾乎清一色應屆畢業生，幸好第一任慈濟醫院院長－－杜詩綿時任台大醫院副院長，面對尋覓人才的困境，他奔走院內各單位，尋求當年護理部周照芳主任的支持，慷慨支援資深護理人員前來協助，規劃護理作業奠定護理部基礎。」

配合台大醫院支持各地醫院發展的任務，除了慈濟醫院，羅東博愛醫院、秀傳醫院、桃園醫院在籌建之際，護理部的成立經過，都曾受過周照芳的協助。

轉任恩主公醫院副院長

一九九四年年底，位於台北三峽的恩主公醫院正式開工興建，一九九六年，醫院結構工程即將完成之前，恩主公醫院董事長黃忠臣登門尋求台大醫院協助。

護理部門依舊需要周照芳的大力協助，儘管當時她已經卸下護理部主任的職務，但每周四下午，恩主公醫院籌備處仍會派三名籌備人員到周照芳位於台大護理系的辦公室，請教如何規畫護理單位的軟硬體設施，像是如何招募護理人員？人力需求如何計算？繃帶、膠布、注射筒、注射針等醫材需要準備多少數量？全院需要哪些醫療儀器等等。現任恩主公醫院護理部副主任的詹碧端回憶：「當時想到每週可以有一整個下午的機會接受護理界先進菁英直接指導，心裡既開心又惶恐。周教授說話總是慢條斯理、不慍不火，臉上常掛著微笑勉勵我們以身作則、開心做事。從她身上除了看到護理專業，也看到一顆高度熱誠和奉獻的心，堪稱護理天使的代表人物。」

周照芳當了恩主公醫院一年的「志工」後，黃忠臣向台大醫學院院長謝博生「求才」，謝博生屬意由當時擔任台大醫院副院長的陳榮基前往協助，黃忠臣則希望周照芳也可以一起協助恩主公醫院。陳榮基已近退休之齡，周照芳護理部主任八年的任期（一九八四年八月~一九九二年七月）也已屆滿。在周照芳的人生計畫裡，幾年後正式從台大醫學院退休之後再到恩主公醫院任職，是最完美的規劃，如果此刻立即轉任恩主公醫院，將會損失數年的退休年資。但黃忠臣求才殷切，隨即開出「副院長」的職務，希望立即獲得周照芳的首肯。

身為台大護理系副教授的周照芳尚未達退休年齡，如果想續留台大醫學院，必須準備教授升等論文，但多年來周照芳將多數時間投入臨床，較少時間放在學術，臨床重於學術的她，對於準備論文的興趣實在不高，如果轉戰恩主公醫院，反倒有機會可以在臨床方面開創新境界。

不可否認，這項新職務確實吸引周照芳，但吸引她的不只是因為頭銜或是薪水，而是以副院長的高度，周照芳更能夠實現她心目中的護理夢想--全責護理。恩主公醫院為香火鼎盛的「行天宮」五大志業之一，其規模不及台大醫院，若要全面推動全責護理，院方只需多聘十幾位照顧服務員，每位照顧服務員的起薪約為兩萬元，醫院每月只需增加三、四十萬元的支出，對於以「濟世救人」為職志、擁有七十萬名信徒的行天宮而言，並非難事。

不像一般高階經理人跳槽時，總是先盤算自己的薪水福利，周照芳在意的卻是醫院是否願意全面推行全責護理。在黃忠臣允諾恩主公醫院未來全院將實施全責護理之後，周照芳放棄在台大醫學院的部份年資提前退休。一九九七年，陳榮基五十八歲、周照芳五十六歲，兩人一起從台大退休，陳榮基接下恩主公醫院院長的位置，周照芳擔任副院長的職務。

全院全責護理上路

多年前在台大醫院試辦的全責護理模式是由護士承擔病人餵食、擦澡等生活起居的工作，但真正的全責護理應是在醫院的照護團隊中，增加護理人員的助手--照顧服務員。病人住院期間的生活照顧工作，例如身體清潔與舒適照顧、膳食與給藥、協助病人散步、活動等一般事務工作皆由照顧服務員在護理人員的督導下執行，至於打針、量血壓、抽痰等護理工作則交由專業護理人員負責。全責護理鼓勵家屬到院探視病人，但不建議長時間陪伴，家屬的角色是提供親情支持，而非分擔護理工作。

為了實現全責護理的夢想，讓病人受到更專業更完善的照顧，周照芳邀請長期在美國醫院工作的老同學郭富美擔任恩主公醫院護理部主任，負責訓練照顧服務員。當時台灣沒有任何一家醫院全院推動全責護理，周照芳需要訓練新手，只能參考美國的作法，因此借重郭富美在美國的經驗。郭富美在美國醫院工作多年，曾任護理部督導，全責護理的經驗豐富，有了她的加入，恩主公醫院全面落實全責護理的理想又向前邁進一大步。

醫院開幕前，院方先招募三十九名居住在三峽附近地區二度就業的婦女，作為照顧服務員的儲備人力。當時恩主公醫院所在的三峽地區，附近還有許多農田，不少鄉下農婦前來應徵。手足重繭的農村婦女通常具有吃苦耐勞的個性與樂天知命的精神，她們從學校畢業後，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到外界學習，對於孩子長大後，自己能夠有這樣的就業機會，又可以學習實用的醫療護理知識，都感到非常雀躍。

經過一二○小時的培訓課程，包括疾病徵兆認識與簡易處理、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急救與心肺復甦術等學、術科訓練及病房實習，通過考試後，才將她們正式分派到各科病房，負責病患的身體清潔、翻身拍背、餵食灌食及協助病患活動等等。

第一批投入全責護理的照顧服務員有二十六位。病人家屬曾敬業回憶，多年前他父親罹患肺病入住恩主公醫院時，一位照顧服務員進入病房詢問：「需要幫老先生拍背或倒水嗎？我可以幫忙。」擔心必須額外支出一天兩千元的看護費用，曾敬業趕忙推辭：「不用，不用。」沒想到對方接著又說：「如果老先生要洗頭，我也可以幫忙。」考量父親身上裝著氧氣輸送管，洗頭確實不方便，這筆錢省不得，於是便請照顧服務員幫忙。

洗完頭後，看著父親臉上愉悅的神情，曾敬業詢問該付多少錢？

「不用錢，醫院已經付我們薪水，讓我們在院內免費幫病人服務。」照顧服務員的回答，讓經濟不算特別寬裕的曾敬業感到格外溫暖。

小台大更勝台大

全責護理推動一年多以後，院方又訓練近二○位志工幫忙巡視，以彌補照顧服務員在其它病房工作時的人力空缺。恩主公醫院的規模逐漸擴大，病床數從一二○床擴大為三五○床，照顧服務員的人數也增加為四○位。一九九九年，恩主公醫院通過評鑑正式升級為「區域教學醫院」，病床數增加為五○○多床。周照芳每天下午巡視病房時，許多家屬都向她反應，很慶幸醫院有全責護理的服務。

當時醫院宿舍數量不足，院方在附近菜市場旁租下一棟大樓，作為醫護人員宿舍之用。有些醫護人員下班會順道到菜市場買東西，偶爾會聽到菜販和顧客間的談話：「我爸到恩主公醫院住院，我們不必留在醫院照顧，也不必為了照顧他而放棄工作或長期請假耶！」言談之間，聽得出他們的欣喜之情。

恩主公醫院因為設備新穎，再加上主管、醫師和部分護士都是從台大延攬過來，當時有「小台大」之稱。開院期間，恩主公醫院主打兩項訴求，一是小台大，另一個就是全責護理。周照芳私底下戲稱，全責護理這項特色甚至還超越台大，因為當時全國僅有恩主公醫院全院實施全責護理。有些外縣市病患考量住院期間家屬無暇照顧，甚至特別跨縣市到恩主公醫院就醫住院。

超級市場之辱

師法美國專業作法

全責護理的「故事」得從五十多年前說起。周照芳大學期間參加學校安排的醫院實習，看到很多家屬在醫院照顧病人，家屬通常直接將病人的衣服脫下，然後用濕毛巾擦拭病人身體，但是腋下等部位經常被忽略，身體還沒完全擦拭乾淨，就急忙將病人衣服穿上。

依據周照芳在學校所受的訓練，無論冬夏，醫院都會準備大條的厚毛巾先蓋在病人身上，然後才將病人衣服脫下，接著用沾了肥皂的濕毛巾擦拭病人，隨即用乾毛巾將病人身體擦乾，動作必須溫和迅速，才能避免病人著涼。

「為什麼我們的在學校的訓練這麼嚴格，只要一個步驟做錯，就會不及格，但是醫院根本沒有用這樣的方法照顧病人。責任都交給家屬，沒有受過訓練的家屬，在家裡怎麼做，到醫院就怎麼做，病人身體比較虛弱，以對待一般人的方式照顧，病人很容易感冒。那麼我們又為什麼需要在學校不斷的練習又練習？」周照芳不禁感到納悶。「不僅如此，我們在學校必須背誦很多藥品的英文名稱、了解成分、含量多少，都必須背起來。但是在醫院，護士往往把餵藥和餵食三餐的工作交給家屬。營養部將餐點送到病房交給家屬，護士無暇一一了解病人吃得下還是吃不下？家屬有沒有按照正確步驟操作？擦澡方式和灌食、餵食速度快慢，都會影響病人的身體情況，感冒只是其中之一，有些較敏感的病人甚至會因此拉肚子。」

當時周照芳還只是護理系的學生，就對這樣的現象雖然在意，但也無能為力。周照芳大學三、四年級時，適逢台灣經濟起飛，新年度的第一天就出現數萬人排隊參觀「經濟建設展覽會」的盛況，大家工作開始變得繁忙。為了抓緊經濟起飛的時機，很多人無暇到醫院照顧生病家屬，代替家屬在醫院照顧病人的看護因應而生。這些早期看護沒有受過訓練，經常發生延誤呼叫護士的情形，偶爾也會和家屬發生衝突。

到了大學四年級，周照芳發現看護的問題比家屬更多，「就護理的角度而言，這是個怪現象。如果護理工作真的這麼簡單，不需要受訓就可以勝任，看護就可以滿足病人照顧的需求，那麼我們又為什麼需要接受四年的訓練，還需要開設護理碩士班、博士班呢？」

這些疑問終於在周照芳到美國攻讀護理碩士時，獲得答案。就讀碩士期間，周照芳和同學一起到美國醫院實習，病房裡幾乎看不到任何一位家屬。

「你們美國醫院都沒有家屬幫忙，護士可以完成那麼多的工作量？」周照芳拉拉身旁幾位要好的美國同學的衣角。「看那些穿著白色制服但沒有戴帽子的工作人員是『護士助理』，她們不是正式護士，雖然也穿白色上衣，但是樣式和護士的制服不同。護士助理通常是家庭經濟狀況比較不好，無法接受正規護理教育的人來擔任，接受三個月的訓練後就可以投入護士助理的行列。護士助理的訓練也和我們在學校求學一樣，除了老師示範動作，學員也要要親自操作，並由專業人員在旁邊指導，就像實習一樣。」美國同學進一步向她說明，「也有受訓六個月或一年的情況，特別是一些比較容易產生醫療糾紛，或是技術性比較高難度的護理工作。」

歐美國家醫院施行複合式護理已有數十年的歷史，複合式護理是將病人的照護活動，依活動專業程度予以分級，由護理師、護士、護士助理等不同人員共同照顧病患。看到美國的專業作法，周照芳更覺得台灣應該向美國學習，心裡忖度著，什麼時候才能將這套制度引進台灣。

醫院像超市？

全責護理在歐美國家及日本、新加坡已實施數十年，其照護模式也是源自美國的全責護理。周照芳回憶，二、三十年前她到日本醫院參觀時，還見到家屬在醫院幫忙照顧；一九九七年再度前往參觀時，完善的全責護理已取代過去要求家屬留院的作法，只有穿制服的護士及護士助理穿梭其中，沒有家屬和閒雜之人，病房裡既安靜又清潔。

二○一五年，傳染力遠低於SARS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簡稱MERS）意外在韓國疫情擴散，韓國關閉近千所學校，引起台灣民眾高度關注。韓國醫院目前仍需要家屬和外部看護人員承擔部分護理工作，病人、家屬和外部看護雜處一室，簡直就是台灣的翻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觀點則認為，是韓國的醫療照顧系統，導致MERS疫情更趨嚴重。

MERS和二○○三年造成台灣民眾恐慌的SARS傳染途徑一樣，主要都是透過飛沫傳染。SARS期間，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及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CDC）都派傳染病管控專家來台提供協助。

WHO和美國CDC感染控制專家應邀來台演講，他們都是初次來到台灣，周照芳帶著他們參觀台灣北中南各地醫院的狀況及對SARS的醫療照顧。這些醫護專家意外發現，台灣雖然醫療技術先進，但醫院卻像他們眼中的「超級市場」（super market）一樣，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家屬、親友隨時進進出出，毫無管制，更特別的是，為數眾多的｢看護｣，在各科病房隨意走動，除了造成病房吵雜，也提升疫情管控的難度。

台灣「疾病管制局」（後更名為「疾病管制署」）邀請WHO和美國CDC專家開會，周照芳也應邀參加。會議中，國外專家也提到台灣醫院像超市的怪現象。周照芳笑稱比超級市場還糟糕，簡直就像「菜市場」（traditional market）。

「其實看護是最主要的感染來源，因為家屬通常只照顧自家病人，不會去找其他病房的家屬聊天，但是看護通常是來自同一家公司，以台大醫院為例，三百多名看護大約來自三、四家公司，每一家公司各派七、八十名看護到台大醫院工作，這些看護在同樣的地方受訓、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彼此之間經常互相聊天、串門子，在傳遞消息的同時，也順便傳遞SARS的感染源。」

看護相互傳染SARS

SARS盛傳期間，台北市立陽明醫院爆發院內群聚感染，照顧SARS病患的兩名看護人員被感染後，和他們接觸過的病患和看護，陸續有人出現發燒等症狀。看護傳給看護，看護又傳給病人，病人再傳給家屬，家屬回家又傳給社區。同一時間和平醫院封院，看護和病人一起被關在裡面，彼此互相傳染。

在一份行政院SARS防治及紓困委員會的新聞稿中寫道：「針對近日醫院內看護工的區域與活動範圍不受限，成為SARS疫情控制上最易疏失之漏洞之一，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研擬加強醫院看護工感染控制管理規定，並已函請各縣市衛生局轉知轄區醫院，並同時傳真各醫療院所務必配合執行。」

市立醫院出現防疫漏洞，台北市衛生局邱淑媞請辭，遺缺由曾經幫馬英九操刀撰寫醫療白皮書的張珩（現任馬英九總統與家庭成員的醫療小組召集人）接任。張珩是陳榮基在台大醫學院的學生，見到周照芳總是客氣地稱她為「師母」。

周照芳在恩主公醫院除了推動全院實施全責護理之外，也負責醫院的護理、行政及醫療糾紛處理。擔任副院長四年多以後，周照芳轉任顧問，並接受衛生署聘任爲醫院評鑒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簡稱「醫策會」）副執行長。張珩剛上任不久，便走訪醫策會，希望將台北市立醫院的等級提升至醫學中心的水準。知道周照芳是護理背景，客氣地向她表示：「師母，護理方面還請您多多幫忙。」

全責護理遍地開花

國人住院期間由家屬陪伴的「陪病文化」存在已久，以致出現「一人生病住院，全家一起照顧」的特殊景象。陪病家屬或家屬自費聘請的看護，由於缺乏正規專業訓練，無法確實落實無菌觀念，對病情變化無法即時做出正確判斷，無法保障病人照護品質，SARS防疫漏洞以及國際防疫專家的「超級市場」之說，更暴露出台灣未全面實施全責護理的嚴重後果。

台北市立醫院全面啟動

為解決因SARS而遭詬病的防疫漏洞問題，張珩希望在台北市立醫院全面推動「全責護理」。當時台北市衛生局副局長鄧素文（現任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司長），是周照芳的學生，她指示護理科科長游麗惠與周照芳商議，該如何在台北市立醫院落實全責護理。

藉由官方行政資源推動全責護理是最有效的方法，周照芳當然義不容辭。從需要人力、訓練方法、薪資給付，周照芳都盡量予以協助，游麗惠將這些資料帶回呈報給張珩。台北市衛生局根據這些資料以及他們所提出的試辦計畫，向當時擔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報告，市長答應提撥預算做為推動全責護理的經費。

正當相關單位準備招募「照顧服務員」（美國稱為「護士助理」，Nurses’ aid,；NA）之際，反對聲浪開始湧現。許多看護擔心一旦辦理全責護理，所有台北市立醫院的病患都不會再聘請看護，將嚴重影響他們的生計，於是聯合對抗市立醫院。

周照芳建議這些傳統看護可以轉型為照顧服務員，但是他們仍然嚴重抗議，並派代表準備和市立醫院談判。台北市衛生局希望周照芳協助居中調解，幫忙向這些看護解說全責護理的理念及作法，減輕她們的疑慮。

當時看護人員一天的費用大約是兩千元，轉任照顧服務員的薪水等級，等同於醫院的工友，一天八○○元，大約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他們當然不願意。周照芳繼續耐心和她們溝通：「以前你們每天二十四小時照顧病人，長期睡眠品質不好，年紀大了一定會備感辛苦。轉任照顧服務員屬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編制內的員工，不必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改成三班制輪流照顧病人，可以回歸比較正常的生活，和一般上班族一樣正常上下班，每天只要工作八小時，還可領取年終獎金以及享有福利，甚至是退休金，這都是傳統看護所沒有的優點。如果經濟壓力真的比較大的人，可以做八小時照顧服務員，晚上再去兼差，彈性調整。」隨著時間沈澱，反對聲浪逐漸減小，雖然偶爾傳出一些零星的看護抗議事件，召募照顧服務員的工作終於順利進行。二○○三年八月，台北市衛生局選定仁愛、中興、和平、忠孝、陽明等五家臺北市立醫院，推行第一階段「住院病人全責照顧試辦計畫」，以期減少院內交互感染的機率，提升病患醫療品質。

根據台北市政府於二○○五年八月份進行的陪病調查顯示，全責護理試辦兩年後，家屬陪病率由辦理初期的78﹪降為21%。另一份調查則顯示，91.6﹪的家屬對照顧服務員的照顧能力感到滿意， 84.2%認為照顧服務員負責非專業照護工作，能提升護理專業的照護品質，足見試辦全責護理已收到明顯成效，市府也對推動全責護理更有信心。二○○五年台北市政府將九家市立醫院整合為成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及松德院區也陸續加入實施全責照顧制度的行列。

多年來，台北市政府每年提撥上億經費，於中興、忠孝、仁愛、陽明、和平婦幼（和平與婦幼自二○○七年起合併為同一院區）與松德等六個院區持續實施「住院病人全責照顧制度」。根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二○一五年三月的施政報告資料顯示，截至二○一五年一月，實施全責護理院區的陪病率已降至12.4%。

從市立醫院推廣至署立醫院

台北市立醫院的成功經驗，成了其它政府單位的參考範本。當時衛生署護理與健康照護處處長黃美娜主張，公立醫院也應該推行全責護理，希望由衛生署署立醫院（「衛生署」於二○一三年升格為「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署立醫院」更名為「部立醫院」）開始推動，並邀請周照芳擔任顧問，協助問題討論與審查各醫院所提出的經費來源等事宜。

全責護理從市立醫院推廣至署立醫院，周照芳樂觀其成，但也特別提醒黃美娜，預算將是試辦成敗的關鍵。衛生署最後決定由想要試辦的醫院，自行提出方法解決經費問題，也許是向病人收費，或是由醫院自己承擔。

二○○六年，衛生署提撥六二六萬元預算委託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及臺北榮民總醫院試辦全責照護計畫。衛生署照護處的補助經費乃提供試辦醫院招募照顧服務員的訓練、招募、管理等相關費用，並不包含照顧服務員的薪水。成大附設醫院採病患自費模式，以支付照顧服務員的薪水，榮總則由退輔會支出作為因應。

為協助退伍軍人及榮民眷屬就業，退輔會設有職訓中心，協助榮民及眷屬接受職業訓練。周照芳指出，退輔會曾經成立看護單位，讓求職的榮民眷屬經由訓練後，分派到榮總擔任看護工作。這種作法不僅可以照顧榮民眷屬，讓他們有工作可做，退輔會本身也可以獲利。當時榮總護理部主任尹祚芊希望退輔會在獲利之餘，也能夠回饋榮總試辦全責護理的人力需求，因此在合約中要求看護公司，每派班三十次，必須回饋免費勞務一次。榮總的總病床數接近三千床，當時大約需要五、六○○名看護，換算下來，退輔會大約需要提撥十幾名免費人力作為照護服務員，如此一來，榮總不需額外支出照護服務員的薪水，即可於一個護理站（約四、五十個病床）試辦全責護理。

、榮總及署立台中醫院之外，署立朴子、花蓮、苗栗醫院等三家醫院也於二○○七及二○○八年加入試辦行列。二○○九年鄧素文接任衛生署照護處處長，她延續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推動全責護理的成功經驗，繼續推廣到衛生署署立醫院。期間也嘗試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合作，透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遴選署立苗栗、豐原、南投、彰化、旗山、花蓮、澎湖、恆春旅遊、金門等九家醫院，招募長期失業者經過訓練成為照顧服務員。二○一一年，除恩主公醫院外，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署立花蓮醫院等八家署立醫院均陸續推動全責護理。

共聘減輕家屬負擔

「台灣推行全責護理其實是一種『共聘』的概念，由一位照顧服務員同時照顧幾位病人，藉以減輕患者家屬的經濟負擔。」周照芳進一步說明，一名照顧服務員可以照顧同一個健保病房裡的四名病患，或是負責兩間雙人病房，如果是三人房的病房，就可以再照顧一位單人房的病患，再搭配志工的協助，到了夜間病人打針用藥過後，所需要的照顧服務人力更少。由於台灣各地薪資結構、共聘人數不一，周照芳希望每位病人每天平均只需負擔四○○至八○○元的費用，即可得到完整的照護服務。

以花蓮醫院為例，該院自二○○七年開始辦理全責護理，院內長期病患可共聘照顧服務員，採三班制廿四小時輪班，每名病患每個月只需負擔六百元，比聘僱一對一全天候看護節省許多。

一位被診斷為植物人的八十多歲老翁，原本家屬為他聘請二十四小時全天看護，但老翁的兒子為退休公務人員，每月六萬元的看護費用負擔沈重，後來家屬將他轉院至花蓮醫院，由照顧服務員負責生活照顧，每天只需負擔六百元，每月可省下四萬多元。原本家屬對全責護理仍存有疑慮，擔心照顧服務員「一對多」會照顧不周，經過一段時間觀察，發現照服員不僅定時到病房為癱瘓病患翻身、拍背，還替他擦澡、導尿、拍痰，對老人家動作輕柔，讓家屬備感安心。

根據衛生署「全責照護中長期計畫」，推動進度總計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全責照護模式建立期（二○○三年至二○○九年），第二階段為結合資源推廣期（二○一○年至二○一三年），其中二○一○年至二○一一年為推動衛生署所屬醫院辦理，二○一二年至二○一三年推廣市立醫院辦理。第三階段為全國宣導及輔導期，自二○一四年起輔導各公私立醫院設置全責照護病房。

目前已進入全責照護第三階段推廣期，耕莘醫院也於部分病房加入試辦。至於收費方式，各醫院作法不一。台北市立醫院由台北市政府預算支付、恩主公醫院及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都由醫院全額支付，病人同樣無須負擔。一九九○年開院的和信醫院是國內少數的美式醫院，作法也比照美國，在創院之初即提供全責護理。擁有全國最高的護理人力病床比的和信醫院，病人的護理工作全部由護士承擔，不假手照顧服務員或家屬協助照顧病人。其它如部立花蓮及南投醫院採病人部分負擔。

「其實很多醫院都願意辦理全責護理，但能否持續下去，關鍵仍在這筆額外的費用，究竟要從哪裡支出？」周照芳一語道破多年來推動全責護理最大的瓶頸。

創造三贏

在周照芳理想的全責護理藍圖裡，志工是一塊重要的拼圖。照顧服務員可能必須同時照顧不同病房的病人，跨病房服務難免出現服務空隙。為維護病人安全，周照芳希望志工可以擔起這部分的責任。志工不是直接照顧病人，而是替補照顧服務員無法隨時在每間病房的照顧空隙。

曾經有一位住院老太太想下床，但是照顧服務員正好在其它病房服務。老太太不知道可以按鈴找照顧服務員，當她想直接跨過病床欄杆下床時，被正在巡視病房的周照芳發現，擔心肢體不靈活的老太太發生危險，周照芳趕緊過去將欄桿放下才讓她下床。

在全責護理的架構下納入志工，由醫院社工負責招募和管理志工，全責護理的施行將變得更加完善，除了病人可以獲得更專業的照顧，對家屬而言，既不會影響工作，也不必冒險操作一些不熟悉的醫療儀器，更不必擔心自己被感染，同時還可以降低看護費用支出。對醫院而言，沒有二十四小時住在醫院的看護，不僅能減少額外的水電費及垃圾量，也不必擔心看護堆放個人尚未清洗的衣物造成感染，醫院管理相對單純化，可說是創造三贏的局面。但目前許多醫院對全責護理仍存有抗性，想要達到百分之百全責護理的目標，未來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安可曲】

建立護理評鑑標準

國內的醫院評鑑肇始於一九七八年。當時的主要目是為了提供醫學院學生可以在指定合格的醫院實習，因此教育部選定二十餘所教學醫院，定期舉辦「教學醫院評鑑」。一九八八年衛生署會同教育部擴大辦理台灣地區醫院評鑑，首度將教學醫院之外的醫院一併納入評鑑，邀請資深醫師、護理師、藥師及醫院管理專家組成評鑑小組。其中有關醫療照護品質管理、醫療照護之執行與評估，以及特殊照護服務等護理評鑑的標準和內容，係由當時擔任台大護理部主任的周照芳和榮總護理部主任王瑋共同負責設計詳細的評鑑資料表及評量表，兩人並獲邀擔任評鑑委員，親赴各家醫院針對「護理作業品質」進行評鑑。

出任醫策會副執行長

周照芳曾於一九八五年擔任台大護理部主任一年之後，再度赴美參加暑期進修，學習有關護理人力配置、護理品質管制，以及護理品質監測等護理行政課程。回國之後，她在台大推動護理品管運動，成立護理評估及記錄小組、實施病人滿意度調查，了解病人按鈴之後多久，護士才會出現？以及導尿之後按壓病人腹部，是否還會腫脹等等，從結果面監測護理人員執行的護理品質如何？同時編撰《台大醫院護理技術手冊》，奠定護理技術標準的基礎。

醫院護理品質管制是護理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項目，周照芳於台大醫院推動之後，亦將其納入醫院評鑑標準，希望帶動台灣護理界品質管制制度的建立。然而當她到其它醫院進行評艦時才發現，當時國內很多醫院都沒有依照護理品管標準操作。

「早期很多醫院沒有標準作業流程，開刀房沒有無菌設施，護理設備簡陋，每個環節、每個步驟，看起來都可能遭到污染，極度缺乏無菌的概念。」透過醫院評鑑，周照芳還發現，護理科系學生到醫院實習，往往被當成廉價勞工，學不到東西，護士不想做的工作就交給學生做，實習生還被要求輪值夜班。不少醫院弊端和長年陋習一一浮上檯面。

原本評鑑工作是由衛生署醫事處負責辦理，但因業務量過於繁重而欲將醫院評鑑工作分出。一九九九年，衛生署撥款成立「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簡稱「醫策會」），將醫院評鑑工作委託醫策會辦理。

周照芳離開恩主公醫院後，於二○○一年接受衛生署聘任爲醫策會副執行長，負責招募及訓練其他評鑑委員。為了提升國內醫療及護理品質，建立標準化的作業流程，台灣各地醫院經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有時是為了說明新制評鑒制度，有時是為了進行評鑑而去。

意外小中風

評鑑委員依專業不同，分成多組人員，依照醫院規模大小，進行一至三天實地訪查評估。有一次周照芳到中南部醫院進行評鑑，晚上投宿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附近的一家旅館。為了評鑑工作，周照芳和護理評鑑小組成員一直忙到將近晚上十點，都還沒用晚餐。評鑑工作結束後，附近的店面多半都已打烊，在遍尋餐廳不著的情況下，見到燈光明亮的便利商店，很慶幸在寒冷的夜晚還有便利商店提供熱食。周照芳和另一位護理評鑑委員一人吃下一顆熱騰騰的大包子，雖然隱約覺得味道已有些不新鮮，但她的胃還是被包子的熱度徹底溫暖了。吃完包子後，兩人趕緊回到旅館休息，為明天早上八點要再度啟動的評鑑工作儲備精力。隔天早晨醒來，吃過飯店提供的早餐後，周照芳開始覺得腹部有些異狀。周照芳的胃口好，從來不挑食，從小就長得圓圓胖胖，也因此被高血壓盯上，有時血壓會飆高至兩百。通常她習慣一天服用三顆降血壓藥物──白天兩顆、晚上一顆。那天用過早餐之後，周照芳照例吞下兩顆降血壓藥物，正準備出門展開評鑑之際，腹部開始演出交響曲，咕嚕咕嚕叫個不停，不一會兒，她開始上吐下瀉，把早餐的稀飯一股腦兒全部吐出來。

她不能確定血壓藥是否一併吐出，也不敢貿然再次服用血壓藥。看看手上的手錶，時間快來不及了。「反正是到醫院評鑑，到時候請院方幫忙量血壓，再決定是否需要服藥好了。」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周照芳帶著沉甸甸的評鑑資料，出發前往彰化基督教醫院。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進行評鑑時，周照芳東奔西走，上上下下走了許多地方。上午十一點半，當評鑑工作告一段落，大家到院長室會議廳集合，準備一起用餐。當時醫院院長正和一些人談話，牆上的時鐘指著十一點五十分，周照芳想請院方幫忙量血壓，但全身頓時感到極度不舒服，喉嚨像是要窒息似的，院長的談話聲也像經過變聲處理，變得模糊難辨，一陣天旋地轉過後，周照芳突然昏厥倒下。

由於院長和各科主任當時都在院長室會議廳，於是緊急廣播請醫院急救隊立即到院長室會議廳。院方人員都知道當天正在進行醫院評鑑，急救隊直覺認為這肯定是評鑑的測試項目，否則應該要求他們到某某病房，不會要求他們到院長室會議廳。

「動作快！」他們火速趕到院長室會議廳，看到評鑑委員昏倒，才發現真的是緊急狀況，不是考試。急救隊成員先幫周照芳進行初步急救，然後將她送到急診室進行救治。四十分鐘過去後，周照芳依舊沒有醒來，時間彷彿靜止似的，只聽見醫院走廊來回的踱步聲，伴著內心等待的煎熬。

「嘰～嘰～」在尖銳的核磁共振聲波中，周照芳終於甦醒，她發現自己躺在病床上正等待進行核磁共振檢查。周照芳的膽固醇不高、血糖值也不高，醫師研判問題應該出在紅血球，透過心臟檢查，發現她的心跳不規律，本來應該是規律的搏動，但是她的心跳會突然停止跳動，此時心房也會出現顫動，心房顫動時會將她的血球凝集到心房的血液下，當血球都集中在該處，血液容易凝結，然後又被血流擠壓進入腦部的大血管。

當醫師透過腦部磁振造影，發現是大血管阻塞，趕緊幫她施打抗凝血劑，以防進入深層昏迷。治療進行一段時間，雖然將大血塊清除，但是仍然有一些小血塊隨著血液流到右後腦附近的小血管。一段時間過後，周照芳醒來，發現左手、左腳感到些許麻木，所幸不影響行動，她仍然可以自己下床拿取東西。一天過後，麻木感逐漸消失。隔天再度檢查，發現周照芳左側八分之一的視野受損，視力受到些許影響，但無礙正常生活。

「幸好不是右腦附近的大血管阻塞，否則恐怕整個左半邊都會半身不遂。」周照芳樂觀看待這次小中風的意外，出院後仍在醫策會擔任護理評鑑委員召集人的工作，負責指導評鑑委員，在自己的崗位上持續奮戰不懈。

在醫策會工作六年後，周照芳已屆臨衛生署規定的退休年齡，二○○七年，周照芳提出退休申請，雖然不再擔任醫策會行政主管的工作，但還有兩種評鑑工作仍然繼續維持，另外也繼續擔任台大護理研究所兼任副教授的工作，教導研究生護理行政管理課程。

美好的人生

與大師相遇

周照芳剛退休期間，長年住在美國的妹妹周照照告訴她，有位見石法師準備從美國回到台灣，希望在台灣弘揚佛法。最初周照芳邀請該名法師到證善堂講經，但是從台北往返新竹路途遙遠，後來法師就在台北成立「台北廣願精舍」，另於桃園成立「桃園廣願精舍」，由周照芳姊妹共同護持房租以及部分開銷費用。由於周照芳和兩位妹妹周照雪、周照照姓名的第二個字都是「照」字，法師建議將「台北廣願精舍」更名為「台北廣照精舍」，週五上午舉辦插花班、烹飪班、肥皂班、果醬班等才藝班課程，中午大家一起用餐後，下午再聆聽師父講經開示。此外，精舍也會不定期舉辦法會，約有上百名信眾參加。另外也成立廣願福慧協會，由見石法師擔任理事長，周照芳擔任常務理事，不定期資助缺乏父母照顧的弱勢孩童，補助他們的學費及部分生活費。

周照芳與佛法的淵源甚深，小學五年級開始，她就在證善堂聽法師講經。近代著名的佛教大思想家印順導師早年於新竹創建福嚴精舍，也應邀到證善堂講經。

周照芳的父親周炳煌是新竹著名的小兒科醫師，新竹當地許多名人也會帶他們的孩子到周小兒科診所看病，其中有些清大、交大教授都是佛教徒，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佛法，提及印順導師講經字字珠璣且風趣生動，周炳煌便邀請印順導師到證善堂為信徒講經說法。

每個禮拜六傍晚用過「藥石」（晚餐）以後，印順導師就會前往證善堂講經。由於他講話仍帶有濃厚的杭州地方口音，很多台灣人聽不懂，證善堂特別邀請一位翻譯，將印順導師講經的內容翻譯成台語。周照芳年紀雖小，對佛法尚無深刻體會，但也跟著大家聽得很歡喜。

晚上九點，講經課程結束以後，印順導師會在證善堂「掛單」（投宿），隔天早上再由周家供養法師早齋。印順導師是證嚴法師的依止上師，對於這位鼎鼎大名的法師，早餐究竟吃些什麼？周照芳小小的年紀也感到很好奇。周照芳的母親林月娥告訴她：「法師吃的跟我們差不多啊！夾著起司和塗上牛油的土司麵包，再加上一杯牛奶。」說完便將準備好的早餐交給周照芳，讓她拿去供養法師。

「牛油？法師不是吃素，怎麼能夠吃牛油呢？」周照芳睜大眼睛。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豬油是以豬的肥肉拿去榨油叫作豬油，那麼牛油是？這個疑問，林月娥請教過印順導師。其實牛油是從牛奶提煉而出，以前叫作「牛油」，後來改稱為「奶油」，並沒有殺生。出家人經常需要到處講經，法務繁忙，體力消耗量大，非常需要適當的營養補充。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身體變得羸弱枯槁，最後也是接受牧羊女供養以羊奶加上米粒熬煮而成的乳糜，才逐漸恢復體力，最後終於在菩提樹下開悟成道。

用過早飯之後，印順導師對信眾簡單開示，帶領大家一起繞佛，然後才回到位於山上的福巖精舍。小女生不知道繞佛的意義，但跟著大人順時針方向繞佛，雖然像遊戲一樣，繞著繞著也繞出自己心中的佛性，種下與佛法的因緣。

慈悲布施

周照芳的祖母一心向佛，每天早上天未亮就起床做早課，經常到寺廟參加活動。每次聽到寺廟要舉辦法會救濟貧窮，便將消息告訴周炳煌，周炳煌請人將白米送到寺廟，也會捐款護持法會或是供養法師。

周炳煌退休多年後，舊日的小兒科診所經建商改建為新式的集合住宅，周家也分到一些公寓和店面。周炳煌將一樓店面分給周照芳，樓上公寓給周照芳的妹妹周照雪，其它部分全部出售，所得款項全數捐給證善堂。

因為家族長輩一直以來總是默默行善，再加上周照芳自幼聽聞佛經，經典教導大家要慈悲、要行善，這樣的觀念從小就在周照芳的心中扎根。受到祖母和父親影響，周照芳將分得的店面出租，租金所得也用來護持佛教。

吃素解決健康問題

周照芳的祖母從六歲就開始吃素，直到八十一歲才因糖尿病等老人疾病過世。兒時住在證善堂的周炳煌，也因為廟裡規定不能吃葷食而吃了一段時間的蔬食。

周照芳是台大的教員，每年可以享有一次免費健康檢查的福利。五十三歲那年，周照芳進行例行的健康檢查，在腸鏡檢查中發現腸子長出瘜肉。以周照芳的醫學背景，她很清楚大腸瘜肉是長在結腸和直腸粘膜表面的贅生物，是腸癌的前身，如果沒有及時處理，幾年過後即可能演變為癌細胞。

發現瘜肉之後，周照芳遵照醫師的建議將它切除。本以為她跟瘜肉就此一刀兩斷，再無瓜葛，沒想到瘜肉像是跟定她似的，在每年的健康檢查中，總會再度見到瘜肉的蹤影。將瘜肉切除之後，周照芳又投入忙碌的工作中。

恩主公醫院創建之初，百端待舉，周照芳剛接任恩主公醫院副院長那年，工作異常忙碌，直到醫院成立一切就緒，周照芳才赫然發現，自己已經超過一年多沒有健康檢查。忙碌之餘，趕緊抽空在恩主公醫院進行檢查，結果發現又新長出來四顆瘜肉。

瘜肉在癌化之前會經歷一段過程，在那四顆瘜肉之中，有一顆瘜肉已經發展超過一半，雖然還能不算是癌症，但已經相當接近，也形成癌細胞，因此除了將瘜肉切除，也必須將附近的癌細胞清除乾淨。手術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好不容易才將癌細胞一一清除乾淨。

,隔了一年周照芳再度到台大進行健康檢查，再度發現長出瘜肉。周照芳的主治醫師是台大內科腸胃科教授王正一，幾年來看周照芳每年長出瘜肉每年切除，不但麻煩，也擔心清除不乾淨遺漏一兩顆。近年來台灣人飲食習慣改變，飲食油膩、難消化，食物停留在消化道的時間拉長，腸胃道容易囤積肉類滋生細菌，增加瘜肉生成的機率。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推算，台灣平均每三十七分鐘就有一人被診斷出罹患大腸癌。王正一提醒周照芳，這些瘜肉細胞變化很快，萬一日後工作忙碌又忘了健康檢查，後果不堪設想。

預防大腸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改變飲食習慣，多吃蔬果，少吃肉類及油膩食品，可以減少25﹪～50﹪得到大腸癌的機會。王正一的病人很多，在臨床上他發現吃素的病人很少長瘜肉，再加上他自己做的研究報告發現，素食者因為力求「吃飯七分飽」，份量都吃得比較少，因此腸胃較不容易長出瘜肉。他建議周照芳每週試著吃素二、三天，看看體質會不會改變。

吃素對周照芳而言並非難事，小時候她常陪著奶奶和外婆吃素。嘗試素食半年之後，周照芳再度進行體檢，意外發現每年固定會來報到的瘜肉，那一年竟然完全無影無蹤。惱人多年的瘜肉問題，只因為每週三天無肉日就輕易獲得改善，那麼，如果天天都是無肉日呢？健康檢查的好結果，成為周照芳改為完全素食的最大動力。

周照芳的無肉菜單以蔬菜、豆類、菇菌類等富含維生素、蛋白質的食材為主角，偶爾也吃些五穀飯、糙米等原味粗食，再搭配堅果提供好的油脂來源，營養均衡且味道鮮美易消化，有效縮短食物停留在腸胃道的時間，特別是蔬菜含有大量纖維，是腸胃的清道夫，能刺激腸道加速蠕動，清除腸道裡的垢膩，讓有害物質快速排出體外，保持腸胃健康。

為了不讓朋友添麻煩，和朋友聚餐應酬時，周照芳選擇方便素，只要簡單的一盤素炒麵，她同樣吃得很開心，對生活完全沒有造成困擾。自從吃素後每年的健康檢查，都沒有再發現瘜肉，而且體重減少十五公斤。

吃素以後，周照芳生活一切如常，每天持續服用三顆降血壓藥物。一天，四歲的小孫子一溜煙爬到桌上，準備一躍而下。周照芳見狀擔心孫子摔落，一個箭步往前衝，想一把抓住他。也許是姿勢突然改變所引起的低血壓眩暈現象，周照芳突然覺得天旋地轉，頭暈異常。陳榮基趕緊幫她量血壓，收縮壓八十、舒張壓四十八，心跳每分鐘降至四十三下。原來周照芳的血壓在吃素之後，不知不覺悄悄下降，但她卻渾然不覺。尚未吃素之前，周照芳血壓有時會飆高超過二○○，她習慣白天服用兩顆血壓藥、晚上吃一顆，當天晚上緊急停止服用血壓藥，血壓才逐漸恢復正常，現在則大多維持在一百二十左右。

吃素因為消化速度快，比較容易有飢餓感，正餐之外，周照芳通常會以果汁或是開水取代固體食物，體重很快就降低，體重下降後，血壓也跟著降低，瘜肉也跟著說掰掰。三個長年困擾周照芳的健康問題：瘜肉、高血壓、體重，在周照芳吃素之後，一一獲得解決。

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除了旅行、學日文、參加佛教活動，目前周照芳仍是台大護理系兼任副教授，每週兼任一堂護理行政管理課，同時她還是醫策會顧問、恩主公醫院護理顧問，以及推動全責護理的靈魂人物。

因長年推動全責護理，周照芳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發「第十九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獎並沒有改變她的生活，周照芳一如往昔，堅持做她認為應該做的事。高達三十七度的夏日午後，家中前院全家人的毛巾一整排整齊地晾在竹竿上，父親在她兒時種下的無菌觀念，現在仍繼續影響著她的生活。仲夏，日光灑在新生南路的靜巷中，周照芳推開銀色公寓大門，繼續到各地醫院推廣全責護理的理念。七月的炙熱耀眼陽光中，只見周照芳的身影逐漸翳失在新生南路的寂靜巷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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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照芳小檔案

學歷

台大護理系畢業(護理學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護理研究所畢業(護理碩士)

經歷

台大護理系講師、副教授

台大醫院護理部督導

台大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恩主公醫院副院長

醫策會副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