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31日 星期四

*新書推薦:<醫學人文概論>



第七章
臨終關懷的人文精神
陳榮基
台大醫學院神經科教授
前言
醫學的目的是預防疾病、治好疾病及解除痛苦,恢復健康。醫生的天職當然是把病人救活,把疾病消滅,將痛苦解除,促進人類的健康。但是「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必經過程,當生命已走到盡頭,死亡已是不可避免時,醫療從業人員,包括醫師、護理人員及所有的醫事人員,是否更應該以最大的愛心及人性的關懷,來提供給每一個病人沒有痛苦,能夠安詳有尊嚴的往生的機會?醫生要『救生』,也要『救死』,醫師照顧病人,應該是「從子宮到墳墓」(“From womb to tomb”),從出生到死亡,而最後階段的臨終關懷,更應發揮「拔苦予樂」的宗教情操與人文精神。
(全文請看09/12/05本部落格)

*醫療過失判斷的困境

醫療過失判斷的困境
作者:吳俊穎/台中榮民總醫院胃腸科主治醫師、東海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賴惠蓁/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衛生政策研究組研究助理、
   陳榮基/恩主公醫院教授顧問醫師、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顧問
    /出處:法學新論第17期:57-73頁,2009(12)
Journal of New Perspectives on Law 2009; 17:57-73.
摘要:醫療糾紛日益增多,進入法庭訴訟的比例,由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十五‧七增加到二○○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然而病患的勝訴率則一向偏低。病患勝訴率過低的原因,除了許多自認有過失的醫師選擇庭外和解,也與過去台灣醫療糾紛多採取刑事訴訟有關。此外,對於複雜的醫療行為,要確認注意義務的違反以及因果關係的存在,有相當的困難度。本文將藉由實際個案來探討醫療刑事過失的構成要件:包括注意義務的違反、客觀上的可預見性及可預防性、醫療傷害的發生以及因果關係是否存在的判斷。醫療過失判斷的諸多困境將在本文中詳細討論。...

2009年12月27日 星期日

*推薦洪啟嵩禪師新書—<菩薩商主與卓越企業家>



推薦洪啟嵩禪師新書—<菩薩商主與卓越企業家>
陳榮基
   00八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三鹿毒奶粉事件及全球金融大海嘯,見證了唯利是圖,沒有愛心,沒有慈悲心的企業家,所可能引起的全球百姓受害的恐怖有多深與多遠!宇宙禪師洪啟嵩老師乃引證<<商主天子所問經>>,<<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剛經>>等佛經,闡釋現代企業家應有的胸懷與抱負,寫成<<菩薩商主與卓越企業家>>一書(台北:全佛文化公司,200911月初版),既可為企業經營的指南,也可作力行六度波羅蜜的導引。
   本書告訴我們,佛經裡不但有「商主」,甚至有「商主如來」。商主帶領商隊出外經商,不但要照顧商隊的生活所需,帶領大家取得財寶,當大家遇到誘惑時,還要保護他們不致陷入險境。佛經終甚至將菩薩的修行,比喻如同大商主乘大船到海中尋寶的過程。因此商人或企業家,也可將經商與經營企業,作為修行的道路。企業家應將商主菩薩的概念,落實在企業的永續經營,成為新時代企業家的典範。「菩薩經濟學」是以慈悲和智慧為核心,我們應以此重新思考人類的未來。
   洪老師說:「企業即佈施,利潤即福報,輾轉善循環,共成淨世間。」企業的佈施對象有三:產品或服務的使用者,企業的員工與眷屬,企業主自身及其家人。負起對社會的責任,應是企業的最大佈施。企業家應「以智慧創造利潤,以慈悲善待一切」。
   洪老師提出六種「佛教的環保觀」:因果的環保觀,精神與物質的環保觀,三世的環保觀,無我的環保觀,無常的環保觀,宇宙一合相的環保觀。並勉勵偉大的企業家應具備「企業五力」:願景力,慈悲力,智慧力,創造力,執行力。企業家應以最小的投入,創造眾生的最大幸福。「以無相佈施的心從事自利利他的經濟運作。希望眾生在成佛的生涯中,沒有任何匱乏,能安心於道命,而淨土能圓滿莊嚴,無量光明。」

2009年12月26日 星期六

*懺公墨寶


*蓮花基金會张寶方董事榮獲好人好事八德獎


受獎代表感言

張寶方

曾次長、黃處長、何董事長、各位受獎代表、黃主持人、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是寶方,誠惶誠恐代表所有受獎者向評審、主辦單位及所有參與的志工朋友們說聲:「謝謝」!謝謝各位長期的堅持及辛勞付出,才有今日場景在這聚會接受表揚。

個人從醫療諮詢到安寧療護到蓮花基金會,參與臨終關懷、推動生命教育,經歷天災人禍、看盡生離死別,到參與協助救人工作,也因「做中學」「學中挫」讓我不斷成長。在台中榮總推動太平間人性化硬體改造,十八年來不斷自問:「這一生為何而來?為誰而做?」原來做的過程中未被挫折影響而退縮,那是因為「在別人的需要上,我看見自己的責任」。身為中華民國的一份子,上至元首下至庶民,這土地是我們的根,必需有更多的愛灌溉、更多的智慧淨化、給予滋養。

好人好事與安寧療護都是社會運動,淨化心靈成長,提昇人的品質之方向。今天所有受獎者來自社會各界,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盡社會公民應盡之責任。當然,我們也從付出服務的對象中獲取教育及學習,在別人的苦難中,我們感受那份痛!感恩你們的示現!謝謝!

今天這份殊譽,不是生命中的匾額,而是期勉我們身體力行、再接再勵!實踐公益之愛、社會之善。在此拋磚引玉、引領人心,畢竟一己之力很有限,要做的事很多,所以我們需要更多好人好事共同參與。最近跟隨法鼓山基金會到六龜、小林村,看見無數公益團體、志工默默付出,默默為家鄉盡心。生活好的人可幫生活較不好的人,生活不好的人不要氣餒,因為這社會自然有愛有溫暖,「您」並不孤單。

我常比喻自己像黑貓宅急便、7-11,因為行善是在他/她需要的時候即時付出,等到時間點錯過,我們有再多想給,他們也不需要了。所以我要向兩位寶貝─我的女兒說聲抱歉,常讓妳們在公車站牌等媽媽,對不起!也要謝謝妳們陪媽媽做公益,那感覺真的很好很好!謝謝!

謝謝所有支持受獎人的家人、朋友、公益團體朋友們,當然我要謝謝所有教我育我的師長們,蓮花基金會陳榮基董事長、中榮志工隊、山海營伙伴們,謝謝你們的陪伴,也要感謝台北氧氣公司林董事及夫人的推薦,這獎是大家共同努力的肯定。藉此以內心的話與所有受獎人互勉,追尋平凡中的燦爛,體會「為人服務的快樂」,心靈充沛不在你擁有多少權力、財富,而是「堅持」做對的事,並勇往直前。當我受挫時,安寧之母趙可式博士用一句話鼓勵我:「參透為何,方能迎接任何」!最後祝福大家,好人好事需要您也少不了您。讓我們一起努力,謝謝!



2009年12月24日 星期四

2009年12月22日 星期二

*台北市立仁愛醫院仁鶴軒開幕




台灣失智症協會瑞智學堂第一個加盟店--台北市立仁愛醫院仁鶴軒開幕!

2009年12月18日 星期五

2009年12月16日 星期三

*向左走、向右走?CPR or DNR?



向左走、向右走?CPR or DNR?
黃勝堅/台大醫院外科部醫師 







阿枝阿媽受糖尿病所苦已經5年多,也一直不願意鋸掉自己的一條腿,她常說:「我寧願死也不要少一條腿」,家人雖然擔心阿媽病情的惡化,但也尊重她對生命品質的堅持。然而隨阿媽病情越來越嚴重,當醫師與家屬試著與阿媽談簽署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時,阿枝阿媽卻堅決插管,這樣的抉擇與醫生預期的答案完全不同,也跟她堅持保留一條腿的決定,有那麼些許的矛盾。但在進一步的旁敲側擊下才了解,阿枝阿媽對年輕時,來不及見到母親最後一面,一直耿耿於懷;現在自己即將面對死亡,可是孩子們都還在國外,所以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後不要經歷她所受的苦與遺憾,才下了插管的決定,讓孩子們能見到她最後一面。(引述陳榮基教授小故事)
即將面對死亡的人,心理所牽掛的不是死亡的來到,而是活著的人是否能好好的活下去,讓我想起陽明附醫陳秀丹醫師的一句話:「死亡深層的意涵是讓活著的人活得更好」,讓身為醫療團隊的我們,了解死亡照顧過程中,不能忽略的還包含了家屬。
面對疾病的十字路口,決定的人是那樣的徬徨、恐懼與擔憂。家人間如果事前沒有過充分的溝通,往往不清楚病人的意願為何?只能主觀的猜測,同時家屬又何嘗不是萬般的不捨,深怕任何一個決定,帶來無法承受的後果。身為醫療人員,每天有如此多的生命與自己擦身而過,愈形發現預立醫囑的重要性,讓家人了解我們對自己醫療上的決定,是讓生死兩相安的關鍵。當然在台灣的文化氛圍下,DNRDo Not Resuscitate是個難以開口的禁忌話題,只是「不談」只增添了病人及家屬間意願的漸行漸遠。
站在醫療的角度,簽了DNR不是出了事什麼都不做,DNR只是善終的起點,只是讓家人有預先的共識,只是使病人的自主獲得尊重。站在一位醫師的角度,DNR不是「放棄」,只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就如同台大邱泰源教授說的:我們會盡力「拼」,有機會時「拼」救命,沒有機會就「拼」尊嚴、「拼」善終。醫療技術越來越進步的今日,醫師、病人及家屬反而越來越不能接受醫療是有極限的事實,「接受生命的極限」與「放棄」是不同的,我們需學會分辨這兩者間的差別。想像一個有漏洞的容器,不斷的加水,是永遠無法填滿的,所以面對重大的醫療決定時,應該思考:您的決定到底是延長死亡的過程,還是生命本身呢?或許答案就會更加清楚了。
(本文轉載自安寧電子報 http://www.hospice.org.tw/2009/chinese/epaper-list.php )(承作者及安寧照顧基金會同意) 
* 本網站http://mail.google.com/mail/?shva=1#inbox/125917c674a71b19 之課程內容、講義、文章之版權所有, 請尊重作者智慧財產權;若需使用須經作者及本會授權同意,並請註明出處及原作者。



2009年12月14日 星期一

2009年12月13日 星期日

NATMA and Taiwan Medical History


This article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Taiwan medical history is written by Prof. J.Y. Albert Chu, M.D. 
You can click at each page to enlarge the words to become readable.


20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提振台灣人的國際地位大愛是唯一答案

提振台灣人的國際地位大愛是唯一答案   
釋德宣 
網路又流傳「慈濟模式」文章,裡面提到「慈濟用台灣的錢,做國際功德」,就我知道部分,和大家分享。
我想先問各位朋友,您希不希望,當您出國的時候,有人因為您是台灣人,而豎起大拇指,說台灣是一個有愛心的寶島,說您一定也是一個善良的人?您希不希望外國總統,公開讚揚台灣?您希不希望,美國眾議員發言支持台灣?您希不希望,台灣發生災難的時候,有人來幫助台灣、祝福台灣?您希不希望台灣能夠永續發展,擁有長遠的幸福呢?如果以上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請您繼續看下去。

 817921
 1999817號,土耳其發生大地震。慈濟當時發動大規模募款,幫助土耳其,很多人說:「土耳其和台灣有什麼關係?台灣都救不完了,為什麼還要救土耳其?」還有許多人,指著志工的鼻子開罵。
 一個月後,台灣也發生大地震,12個小時內,土耳其就派出43人救難隊,到彰化員林 災區,他們說,就是因為慈濟幫助土耳其,他們才派人來台灣救援。當然,除了土耳其,還有好幾個國家,也都派出救難隊來台灣。
台灣也許從來沒有幫助過這些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卻紛紛伸出援手,這個時候,您會向這些救難隊說:「為什麼你們國家不救,要跑來救台灣呢?你們請回吧,台灣不需要你們救助」您會這樣說嗎?如果您不會這麼說,那為什麼台灣有災,希望別人來救援,但是別人有難,我們卻不願意伸手幫忙呢?
證嚴法師當時很憂心的表示,台灣能夠去救別人,代表台灣富裕平安,代表我們有能力,為什麼要自我詛咒,要別人來救呢? 結果沒多久,台灣發生921大地震,很多人來救台灣,似乎應驗部分人的詛咒。國際救援,幫助921賑災
凌晨147分,台灣發生921地震,當時通訊中斷,各縣市慈濟人沒有接到任何指示,主動投入救災,慈濟台中分會,三點就成立救災指揮中心,各縣市的救災指揮中心,七點之前紛紛成立。大約六點多,慈濟已經在倒塌的台北東星大樓旁邊,煮好熱騰騰的早餐,給救災人員,中部災民吃到的第一餐熱飯和熱湯,大部分也都來自慈濟。
921當天,證嚴法師就決定要為災民,興建大愛屋,兩天後923號,當大家還在搶救生還者的時候,證嚴法師已經決定要援建學校。
這麼前瞻的思考,這麼快的志工動員,如果不是慈濟從1991年開始,投入國際賑災,累積救災經驗,絕對不可能達成,日後這些國際賑災經驗,也讓慈濟在台灣,發生水災還有空難的時候,派上用場,立刻發放便當和應急金,協助警消人員,也安撫悲痛 的災民和家屬。

 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

志工去中美洲賑災,有災民表示,以前只知道,台灣是一個生產果凍的國家,後來因為慈濟的幫忙,他們才知道台灣也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寶島。印尼一位省長表示,他羨慕台灣有慈濟,羨慕慈濟有證嚴法師,不過他也感恩,因為台灣有慈濟,慈濟有證嚴法師,才能夠幫助他們。
薩爾瓦多總統,也在公開場合,感恩慈濟、感恩台灣人,他說:「慈濟是薩爾瓦多的希望」。他兩次到台灣,都親自向證嚴法師道謝,一次是在嘉義大林慈濟醫院,一次則是到花蓮頒贈國家勳章,陳水扁總統兩次都親自陪同。其實薩爾瓦多總統頒贈兩次國家勳章,一次給證嚴法師,一次給所有慈濟人。
陳水扁總統、副總統呂秀蓮,以及立法院長王金平,前往薩爾瓦多的時候,都前往參觀慈濟大愛村,看到災民對台灣人民的感謝,他們都表示,慈濟是台灣,最好的國民外交。 慈濟先前去另一個國家賑災,志工說我們來自台灣,當地人說:「喔THAILAND THAILAND」,把台灣說成了泰國,根本不知道有台灣的存在。要不就是有人,一聽到台灣就說:「喔,那個國會打架的國家嗎?」他的觀念還停留在過去,殊不知,台灣的國會已經比以前溫和許多,他的資訊還沒有UPDATE
現在有不少外國人士,都知道台灣有一個慈濟,知道台灣人很有愛心。許多外國人,因為慈濟,和台灣有了感情的連結,這種真摯情誼,不會因為國際政治的轉變而更改。
 許多接受過慈濟幫助的外國人民,都對台灣人感恩在心,他們虔誠祈求,請上帝、阿拉或是佛菩薩,保佑台灣。為台灣人累積愛的存款自立更生、就地取材
海外慈濟人,運作的經費,證嚴上人只給了八個字「自立更生,就地取材」,志工在當地募款,從事慈善、醫療、教育與文化等工作,沒有用到台灣的錢,接受幫助的人,卻不斷感謝台灣。
慈濟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協助水災重建,興建大愛村、義診中心和中小學,這些錢,也全部都是當地華人自行募款,一樣沒有用到台灣的錢。印尼總統梅嘉娃蒂,參與大愛村啟用,鮮少公開致詞的她,卻說了將近半個小時的話,都是感謝慈濟、感謝台灣,感謝所有華人。
印尼因為貧富不均,排華嚴重,許多華人工廠被燒毀,甚至被殺害,排華越演越烈,沒有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因為慈濟的付出,許多曾經排華的印尼人,開始喜歡華人,看到華人就不斷感謝,幾十年來,華人和印尼人的怨恨,開始有了好的轉變,這在以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善的循環,在美國眾議院
美國聯邦眾議員羅巴克,到台灣參觀過慈濟,知道台灣人從事的國際賑災工作,因此在1998年發表聲明,呼籲同僚踴躍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結果美國眾議院,以418票比0票,沒有一票反對的情況下,一致通過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第334號決議案。(後來美國政府可能因為種種考量,而沒有推動)台灣過去在美國國會,大概沒有一項法案,是所有議員無異議通過吧。一個議員都沒有投下反對票,這樣的影響力,100億美金可能也買不到。
 美國夏威夷、舊金山、矽谷和奧克蘭,把一年中的某一天,訂為他們城市的慈濟日,感謝台灣人在當地的付出,今年則是加拿大溫哥華市,把95號,訂為慈濟日。台灣把馬路和橋樑,用美國人命名,例如羅斯福路和麥帥橋,現在則是美國的大城市,定下慈濟日,這份榮耀,屬於正在看這篇文章的您。
921地震後,美國總統柯林頓,發表致意文慰問,當中他還特別提到慈濟對美國的奉 獻,摘錄片段如下:「……總統及第一夫人並藉此機會,對歡慶三週年的慈濟基金會,鳳凰城聯絡處所獲致的成果,表達其祝賀之意,正因得力於如慈濟一樣的機構,美國才更有能力,達成其在世界各地,人道救援的目標」美國亞歷桑那州州長,也同樣發表,對台灣大地震及慈濟致意文。慈濟幫台灣做了許多,外交上力有未逮的部分。

 911攻擊,華人救災受肯定
 911恐怖攻擊,炸毀紐約世貿大樓,成百上千個慈善組織,只有三個團體,能夠進入封鎖線,在災變現場100公尺處,投入救災,一個是百年歷史的紅十字會,一個是基督教的救世軍,還有一個就是慈濟。慈濟是唯一的佛教團體,也是唯一的華人面孔,您不覺得這也是台灣的驕傲嗎?
 後來慈濟發放200萬美元救助金,幫助3327戶家庭,這些錢,都是美國慈濟人在當地 募款,沒有用到台灣的錢,但是這些受到幫助的人,卻對華人感恩在心。而多次森林大火和颶風侵襲,慈濟也在美國募款,幫助災民重建家園,救災速度超越許多,世界知名的慈善團體,災民也是不斷感謝這群東方人。
 另外,慈濟在南非,成立五百多間職訓所,幫助黑人朋友自立更生,許多黑人朋友,感恩回饋,穿上慈濟制服,幫助別人,照護愛滋病患,當地黑人和白人,受到慈濟感 動,還舉辦一場燭光晚會,牽手彼此祝福。目前在南非,有很多黑人朋友,只要看到華人,就歡呼跳舞,大喊「台灣台灣,慈濟慈濟」,感恩之情,溢於言表。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僅舉幾個例子和大家分享。

 不花台灣的錢,幫台灣做功德
現在很多國際賑災,慈濟沒有從台灣拿錢出去,都是附近國家的慈濟人,在當地募款,就近救援,沒用到台灣的錢,但是美名和肯定,卻回歸台灣。外國人捐錢,被幫助的災民,卻感恩台灣,如果說這是「國際功德」,那麼接受的,是所有台灣人啊!是在看這篇文章的您啊!也許您沒有付出一分錢,卻有很多外國人,感謝您、感謝台灣,您應該不會拒絕這種,不花錢就可以得到的「國際功德」吧?
 SARS期間,當台灣買不到口罩的時候,海外慈濟人,在僑居地訂購口罩,送回台灣,給醫護人員和需要的人使用,加強台灣的防疫網,間接保障您我的安全。也有許多台灣人和留學生,在海外發生意外,都是由當地慈濟人,貼心關懷膚慰。
 當然慈濟在台灣,38年來,更是持續關懷,從賀伯、象神、桃芝、納莉,和最近的艾莉颱風,七二水災和911水災,乃至於大園、澎湖和新航空難,以及蘆洲大火……都持續付出,而921地震當中,慈濟更發放一億六千萬急難救助金,興建將近兩千戶大愛屋,蓋50間學校,幫助5萬多個學生安心求學,另外慈濟每年,還幫助數千個,長 期照顧戶。慈濟在台灣的關懷腳步,沒有一天停止過。
當然,台灣還有很多貧苦的人,請您下次發現個案的時候,報給慈濟好嗎?如果您確實報給慈濟,慈濟沒有去瞭解訪視;如果符合慈濟的救助標準,慈濟卻沒有幫忙。那 麼,這個時候再說:「慈濟都不救台灣」這句話,也不遲吧。


 國際賑災是為台灣「市義」;戰國策提到,孟嘗君養了一批食客,其中一位叫做馮諼,孟嘗君請他去「薛」這個地方收欠款,但是馮諼卻把所有人的契約銷毀,提到這是孟嘗君的恩德,所有人高呼萬歲。後來孟嘗君問馮諼,你從「薛」帶回什麼?馮諼表示,我看您不缺金銀財寶,人才也很多,所以幫您帶回最缺少的「義」,馮諼就把契約銷毀,人民高呼萬歲的事情,告訴孟嘗君, 孟嘗君相當不高興。
 一年後,齊王告訴孟嘗君:「我不敢用先王之臣」,婉轉解除孟嘗君的職務,孟嘗君只好返回「薛」,民眾在百里之前,就已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孟嘗君終於看到「市義」的成果。(「市」是「買」的意思,「義」是「公義」的解釋)
慈濟的國際賑災,不也是幫台灣「市義」嗎?我們常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實「積善之國也必有餘慶」。慈濟把關懷的腳步伸向國際,很多人因此感恩台灣,有一天,台灣也將會「得道多助」啊!



 台灣真的窮到只剩下錢嗎?我不認為,因為世界上,有許多接受台灣人幫助過的災民,時時刻刻在為台灣祝福。我們的邦交國雖然很少,但是台灣的外國友人卻很多。 這些都是台灣的「愛心存款」和「祝福存底」外國人捐款,幫台灣蓋醫院慈濟蓋醫院,不論是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嘉義大林、台中潭子、花蓮玉里、台東關山和台北的新店醫院,許多款項都是由海外慈濟人,在僑居地募款,匯回台灣。
進一步想,台灣有很多醫院,不也都是傳教士在國外募款嗎?外國人沒有說,為什麼我要捐錢給台灣?他們反而是慷慨解囊。這些由外國人募款蓋的醫院(例如各縣市的基督教醫院,和馬偕醫院…..等等)在台灣救了很多人。另外,他們也在台灣興建很多學校(例如中原大學、輔仁大學、聖心中學和徐匯中學…..等等)為台灣培育無數人才難道您希望這些傳教士,回到他們國家,救他們的國人,不要來台灣奉獻嗎?我不希望,因為他們實在太可愛了,我非常尊敬他們,他們很多人在台灣,奉獻半世紀,早已經是「正港」的台灣人,也因為他們的付出,讓台灣在經濟成長後,能夠善盡 世界公民的責任,幫助更多人,他們的貢獻,值得讚揚和肯定。
 說到宗教,慈濟的國際賑災,幫助過回教國家,幫助過天主教國家,幫助過基督教國家,也幫助過佛教和印度教國家,因此,很多不同宗教的人,開始認同佛教,發現台灣的人性之美,也有不同宗教的人,加入慈濟。慈濟曾經和美國的騎士橋組織,幫助阿富汗,負責人愛德華表示,他是基督徒,卻和佛教徒一起幫助回教徒,這種感覺真 棒;慈濟在印尼舉辦義診,一位新加坡的基督教醫生也說,他是基督徒,參加佛教的團體,到回教國家救人,真好。當然也有很多回教徒,加入慈濟,去幫助其他宗教的人,這不就是「世界大同」的雛形嗎?災難來的時候,不分任何種族和宗教,都會受災受難,因此,慈濟也不分種族宗教去付出,大愛沒有國界的分別。感恩自己幸福、回饋國際相助

 如果你在經濟困頓的時候,有人伸出援手,當你有能力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會知恩圖報,因為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50歲以上台灣人,大概都接受過美援,不論美援有沒有政治目的,但是這些援助,的確幫助台灣的發展,如果沒有外國當年的援助,也 許大部分台灣人,到目前還在用486的電腦。以前人家幫助台灣,讓我們經濟起飛,現在我們有能力了,也應該回饋,幫助其他苦難國家;等這些國家有能力了,將來也會回饋台灣,或是幫助其他貧苦國家。

 慈濟專款專用
更重要的是,慈濟專款專用。譬如慈濟有建設基金、濟貧基金、骨髓捐贈基金、有助 印慈濟月刊的基金,也有國際賑災基金。 如果您還是不認同,慈濟做國際賑災,您可以捐建設基金,幫助慈濟在偏遠地區蓋醫院啊!或是捐濟貧基金,幫助許多繳不出學費的學生,付學雜費,或是投入許多空難 、水災、火災的救援啊!慈濟專款專用,不會把蓋醫院的錢,拿去做國際賑災的。有人想要捐錢投入國際賑災,我們也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

 地球村的災難,不能視而不見
隨著交通便利,網路發達,世界真的小如一個村落,一個地方的災難,今天我們視而不見,可能明天,這樣的災難就會降臨在我們身上。例如,SARS從中國大陸傳出來,不影響了台灣、新加坡和加拿大嗎?美國911事件,重挫全世界經濟,台灣不也受到影響嗎?可能讓您的鄰居失業,讓您的年終獎金縮水。至於美伊戰爭,燒毀的油田,濃煙密佈,不也影響到整個地球環境嗎?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們的種族和宗教衝突,造成中東和亞洲局勢不安,不也影響台灣的油價,使得物價上揚嗎?南非愛滋病氾濫,我們坐視不管,有一天一定會影響台灣;越南和泰國的禽流感,我們漠不關心,不多久,台灣就會有上萬隻雞鴨被 撲殺。今天世界上,只要有人吃不飽、穿不暖,飢寒起盜心,他會不會成為恐怖份子,對台灣造成危害呢?有一天,您去歐洲玩,去美國度假,一定不會再次碰到911 件嗎?去峇里島玩,不會遭到自殺攻擊嗎您覺得恐怖份子,來自富裕國家?還是貧窮國度呢?我想99%的恐怖份子,大概都來自貧窮國家,今天我們任由一個國家,敗壞貧窮,明天我們就要為今天的忽視付出代價,相反的,只要我們去幫助苦難國家,讓 仇恨擴散之前,先灑播愛的種子,用笑聲取代哀嚎聲。即使是杯水車薪,也一定會減少我們,遭受恐怖威脅的機率。每個人都希望自己過得幸福,期盼台灣好,但是,如果世界上天災不斷,種族衝突未歇,即使現在沒有影響我們,以後也會傷害台灣;如果我們盡量去付出、去關懷,減少世界上的許多苦難,真的,這樣才能保障台灣的永續發展。社會不安定,我們不安全,相同的,世界不平安,台灣也不會安全,唯有世界和平,台灣也才會有長遠的幸福。今天台灣把愛心輸出,就像是井水一般,越取用,井水會更新鮮甘甜,井水也不會因此降低減少;但是井水不用,很快就會發臭腐敗,變成不能喝的死水。透過國際賑災,表面上幫助別人,其實是啟發台灣人的愛心, 當台灣愛心人士,越來越多的時候,社會自然會越祥和。

 大愛是唯一答案
世界上衝突頻繁,有的是因為信仰差異,有的是因為膚色不同,大家兵戎相見,不但 沒有解決問題,只造成更多的流血和殺戮;美國可以登陸月球,探測火星和木星,但是卻不能化解別人對他們的仇恨。科技不是人類幸福的保證,只有大愛是唯一的答案。

 人類的寶貴經驗
因為慈濟,我看到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放下仇恨,牽起雙手,舉辦燭光晚會;因為慈 濟,我看到印尼的華人和印尼人,化解對立,互相感恩。沒有任何國家完成的,慈濟做到了,這樣的經驗是人類之寶,是地球更美好的方向。慈濟救濟貧苦、蓋醫院、興 建學校,成立大愛台,最終的目標都是要淨化人心、祥和社會,我看到慈濟在影響台灣;慈濟也透過國際賑災和海外慈濟人,慢慢改變許多貧窮國家的命運,所以我也看 到,慈濟在改變世界。當然,志工也是凡夫俗子,還沒有成聖成賢,因此有些表現,也許不符合所有人的期待,但是慈濟對台灣、對人類的貢獻,絕對不能被磨滅。慈濟不涉入政治,不分籍貫宗教,投入慈善、醫療、教育和文化工作,只希望台灣的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慈濟好像是台灣的膠合劑,縫補被撕裂的傷口, 身為台灣人,應該好好疼惜才對。說到微軟、可口可樂,我們會想到美國;說到SONYTOYOTA,我們會想到日本,但好像沒有一項事物提到後,會讓人馬上聯想到台灣。但是現在,已經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只要說到慈濟,就會想到台灣,而且會說,台灣是一個很有愛心的寶島,台灣人都很善良。

 捨身為台灣
證嚴法師身體羸弱,有心絞痛、乾眼症,70歲了,早就超過退休的年紀,但是他做的,卻比年輕的時候還要多,真的是拖著老命,抱病為台灣、為人類。他做的事,以及 他的人格,和德雷莎修女,應該是沒有任何差別,但是法師在台灣,受到的肯定,卻 似乎沒有相對的多,惡意的批評和謠言,從大陸賑災、國際賑災和骨髓捐贈,一直到興建大愛醫療網,從來沒有停止過。
 法師創立慈濟,帶領台灣人和華人,一起為人類的苦難付出,幫台灣增加國際認同,幫所有華人,提昇國際地位。慈濟不只是一個台灣的慈善組織,我相信假以時日,我 們可以看到,慈濟更是一個救世的團體。我們何其有幸,這個救世團體的源頭,就在台灣,就在花蓮。所以,慈濟的國際賑災,是做國際功德嗎,算是吧!是幫您我,在做國際功德,是用愛來保護台灣。以上是我個人的小小看法,還有其他種種對慈濟誤解的說法,有機會的話,再與各位分享。
我相信您一定接過無數次誤解慈濟的文章,也希望您,點一下滑鼠左鍵,把「慈濟模式釋疑(國際賑災)」這篇文章傳出去,甚至您不妨存檔下來,列印出來,以後碰到 類似說法的時候,可以拿出來參考。

 我期待這篇文章,也能夠像誤解慈濟的文章一般,三不五時被人轉寄,出現在您的電子信箱。
 如果您希望,有一個可以讓台灣在國際間,抬頭挺胸的力量,請您幫忙把這篇文章,不斷傳出去。感恩您!祝福您!    
釋德宣 
網路又流傳「慈濟模式」文章,裡面提到「慈濟用台灣的錢,做國際功德」,就我知道部分,和大家分享。
我想先問各位朋友,您希不希望,當您出國的時候,有人因為您是台灣人,而豎起大拇指,說台灣是一個有愛心的寶島,說您一定也是一個善良的人?您希不希望外國總統,公開讚揚台灣?您希不希望,美國眾議員發言支持台灣?您希不希望,台灣發生災難的時候,有人來幫助台灣、祝福台灣?您希不希望台灣能夠永續發展,擁有長遠的幸福呢?如果以上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請您繼續看下去。

 817921
 1999817號,土耳其發生大地震。慈濟當時發動大規模募款,幫助土耳其,很多人說:「土耳其和台灣有什麼關係?台灣都救不完了,為什麼還要救土耳其?」還有許多人,指著志工的鼻子開罵。
 一個月後,台灣也發生大地震,12個小時內,土耳其就派出43人救難隊,到彰化員林 災區,他們說,就是因為慈濟幫助土耳其,他們才派人來台灣救援。當然,除了土耳其,還有好幾個國家,也都派出救難隊來台灣。
台灣也許從來沒有幫助過這些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卻紛紛伸出援手,這個時候,您會向這些救難隊說:「為什麼你們國家不救,要跑來救台灣呢?你們請回吧,台灣不需要你們救助」您會這樣說嗎?如果您不會這麼說,那為什麼台灣有災,希望別人來救援,但是別人有難,我們卻不願意伸手幫忙呢?
證嚴法師當時很憂心的表示,台灣能夠去救別人,代表台灣富裕平安,代表我們有能力,為什麼要自我詛咒,要別人來救呢? 結果沒多久,台灣發生921大地震,很多人來救台灣,似乎應驗部分人的詛咒。國際救援,幫助921賑災
凌晨147分,台灣發生921地震,當時通訊中斷,各縣市慈濟人沒有接到任何指示,主動投入救災,慈濟台中分會,三點就成立救災指揮中心,各縣市的救災指揮中心,七點之前紛紛成立。大約六點多,慈濟已經在倒塌的台北東星大樓旁邊,煮好熱騰騰的早餐,給救災人員,中部災民吃到的第一餐熱飯和熱湯,大部分也都來自慈濟。
921當天,證嚴法師就決定要為災民,興建大愛屋,兩天後923號,當大家還在搶救生還者的時候,證嚴法師已經決定要援建學校。
這麼前瞻的思考,這麼快的志工動員,如果不是慈濟從1991年開始,投入國際賑災,累積救災經驗,絕對不可能達成,日後這些國際賑災經驗,也讓慈濟在台灣,發生水災還有空難的時候,派上用場,立刻發放便當和應急金,協助警消人員,也安撫悲痛 的災民和家屬。

 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

志工去中美洲賑災,有災民表示,以前只知道,台灣是一個生產果凍的國家,後來因為慈濟的幫忙,他們才知道台灣也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寶島。印尼一位省長表示,他羨慕台灣有慈濟,羨慕慈濟有證嚴法師,不過他也感恩,因為台灣有慈濟,慈濟有證嚴法師,才能夠幫助他們。
薩爾瓦多總統,也在公開場合,感恩慈濟、感恩台灣人,他說:「慈濟是薩爾瓦多的希望」。他兩次到台灣,都親自向證嚴法師道謝,一次是在嘉義大林慈濟醫院,一次則是到花蓮頒贈國家勳章,陳水扁總統兩次都親自陪同。其實薩爾瓦多總統頒贈兩次國家勳章,一次給證嚴法師,一次給所有慈濟人。
陳水扁總統、副總統呂秀蓮,以及立法院長王金平,前往薩爾瓦多的時候,都前往參觀慈濟大愛村,看到災民對台灣人民的感謝,他們都表示,慈濟是台灣,最好的國民外交。 慈濟先前去另一個國家賑災,志工說我們來自台灣,當地人說:「喔THAILAND THAILAND」,把台灣說成了泰國,根本不知道有台灣的存在。要不就是有人,一聽到台灣就說:「喔,那個國會打架的國家嗎?」他的觀念還停留在過去,殊不知,台灣的國會已經比以前溫和許多,他的資訊還沒有UPDATE
現在有不少外國人士,都知道台灣有一個慈濟,知道台灣人很有愛心。許多外國人,因為慈濟,和台灣有了感情的連結,這種真摯情誼,不會因為國際政治的轉變而更改。
 許多接受過慈濟幫助的外國人民,都對台灣人感恩在心,他們虔誠祈求,請上帝、阿拉或是佛菩薩,保佑台灣。為台灣人累積愛的存款自立更生、就地取材
海外慈濟人,運作的經費,證嚴上人只給了八個字「自立更生,就地取材」,志工在當地募款,從事慈善、醫療、教育與文化等工作,沒有用到台灣的錢,接受幫助的人,卻不斷感謝台灣。
慈濟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協助水災重建,興建大愛村、義診中心和中小學,這些錢,也全部都是當地華人自行募款,一樣沒有用到台灣的錢。印尼總統梅嘉娃蒂,參與大愛村啟用,鮮少公開致詞的她,卻說了將近半個小時的話,都是感謝慈濟、感謝台灣,感謝所有華人。
印尼因為貧富不均,排華嚴重,許多華人工廠被燒毀,甚至被殺害,排華越演越烈,沒有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因為慈濟的付出,許多曾經排華的印尼人,開始喜歡華人,看到華人就不斷感謝,幾十年來,華人和印尼人的怨恨,開始有了好的轉變,這在以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善的循環,在美國眾議院
美國聯邦眾議員羅巴克,到台灣參觀過慈濟,知道台灣人從事的國際賑災工作,因此在1998年發表聲明,呼籲同僚踴躍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結果美國眾議院,以418票比0票,沒有一票反對的情況下,一致通過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第334號決議案。(後來美國政府可能因為種種考量,而沒有推動)台灣過去在美國國會,大概沒有一項法案,是所有議員無異議通過吧。一個議員都沒有投下反對票,這樣的影響力,100億美金可能也買不到。
 美國夏威夷、舊金山、矽谷和奧克蘭,把一年中的某一天,訂為他們城市的慈濟日,感謝台灣人在當地的付出,今年則是加拿大溫哥華市,把95號,訂為慈濟日。台灣把馬路和橋樑,用美國人命名,例如羅斯福路和麥帥橋,現在則是美國的大城市,定下慈濟日,這份榮耀,屬於正在看這篇文章的您。
921地震後,美國總統柯林頓,發表致意文慰問,當中他還特別提到慈濟對美國的奉 獻,摘錄片段如下:「……總統及第一夫人並藉此機會,對歡慶三週年的慈濟基金會,鳳凰城聯絡處所獲致的成果,表達其祝賀之意,正因得力於如慈濟一樣的機構,美國才更有能力,達成其在世界各地,人道救援的目標」美國亞歷桑那州州長,也同樣發表,對台灣大地震及慈濟致意文。慈濟幫台灣做了許多,外交上力有未逮的部分。

 911攻擊,華人救災受肯定
 911恐怖攻擊,炸毀紐約世貿大樓,成百上千個慈善組織,只有三個團體,能夠進入封鎖線,在災變現場100公尺處,投入救災,一個是百年歷史的紅十字會,一個是基督教的救世軍,還有一個就是慈濟。慈濟是唯一的佛教團體,也是唯一的華人面孔,您不覺得這也是台灣的驕傲嗎?
 後來慈濟發放200萬美元救助金,幫助3327戶家庭,這些錢,都是美國慈濟人在當地 募款,沒有用到台灣的錢,但是這些受到幫助的人,卻對華人感恩在心。而多次森林大火和颶風侵襲,慈濟也在美國募款,幫助災民重建家園,救災速度超越許多,世界知名的慈善團體,災民也是不斷感謝這群東方人。
 另外,慈濟在南非,成立五百多間職訓所,幫助黑人朋友自立更生,許多黑人朋友,感恩回饋,穿上慈濟制服,幫助別人,照護愛滋病患,當地黑人和白人,受到慈濟感 動,還舉辦一場燭光晚會,牽手彼此祝福。目前在南非,有很多黑人朋友,只要看到華人,就歡呼跳舞,大喊「台灣台灣,慈濟慈濟」,感恩之情,溢於言表。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僅舉幾個例子和大家分享。

 不花台灣的錢,幫台灣做功德
現在很多國際賑災,慈濟沒有從台灣拿錢出去,都是附近國家的慈濟人,在當地募款,就近救援,沒用到台灣的錢,但是美名和肯定,卻回歸台灣。外國人捐錢,被幫助的災民,卻感恩台灣,如果說這是「國際功德」,那麼接受的,是所有台灣人啊!是在看這篇文章的您啊!也許您沒有付出一分錢,卻有很多外國人,感謝您、感謝台灣,您應該不會拒絕這種,不花錢就可以得到的「國際功德」吧?
 SARS期間,當台灣買不到口罩的時候,海外慈濟人,在僑居地訂購口罩,送回台灣,給醫護人員和需要的人使用,加強台灣的防疫網,間接保障您我的安全。也有許多台灣人和留學生,在海外發生意外,都是由當地慈濟人,貼心關懷膚慰。
 當然慈濟在台灣,38年來,更是持續關懷,從賀伯、象神、桃芝、納莉,和最近的艾莉颱風,七二水災和911水災,乃至於大園、澎湖和新航空難,以及蘆洲大火……都持續付出,而921地震當中,慈濟更發放一億六千萬急難救助金,興建將近兩千戶大愛屋,蓋50間學校,幫助5萬多個學生安心求學,另外慈濟每年,還幫助數千個,長 期照顧戶。慈濟在台灣的關懷腳步,沒有一天停止過。
當然,台灣還有很多貧苦的人,請您下次發現個案的時候,報給慈濟好嗎?如果您確實報給慈濟,慈濟沒有去瞭解訪視;如果符合慈濟的救助標準,慈濟卻沒有幫忙。那 麼,這個時候再說:「慈濟都不救台灣」這句話,也不遲吧。


 國際賑災是為台灣「市義」;戰國策提到,孟嘗君養了一批食客,其中一位叫做馮諼,孟嘗君請他去「薛」這個地方收欠款,但是馮諼卻把所有人的契約銷毀,提到這是孟嘗君的恩德,所有人高呼萬歲。後來孟嘗君問馮諼,你從「薛」帶回什麼?馮諼表示,我看您不缺金銀財寶,人才也很多,所以幫您帶回最缺少的「義」,馮諼就把契約銷毀,人民高呼萬歲的事情,告訴孟嘗君, 孟嘗君相當不高興。
 一年後,齊王告訴孟嘗君:「我不敢用先王之臣」,婉轉解除孟嘗君的職務,孟嘗君只好返回「薛」,民眾在百里之前,就已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孟嘗君終於看到「市義」的成果。(「市」是「買」的意思,「義」是「公義」的解釋)
慈濟的國際賑災,不也是幫台灣「市義」嗎?我們常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實「積善之國也必有餘慶」。慈濟把關懷的腳步伸向國際,很多人因此感恩台灣,有一天,台灣也將會「得道多助」啊!



 台灣真的窮到只剩下錢嗎?我不認為,因為世界上,有許多接受台灣人幫助過的災民,時時刻刻在為台灣祝福。我們的邦交國雖然很少,但是台灣的外國友人卻很多。 這些都是台灣的「愛心存款」和「祝福存底」外國人捐款,幫台灣蓋醫院慈濟蓋醫院,不論是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嘉義大林、台中潭子、花蓮玉里、台東關山和台北的新店醫院,許多款項都是由海外慈濟人,在僑居地募款,匯回台灣。
進一步想,台灣有很多醫院,不也都是傳教士在國外募款嗎?外國人沒有說,為什麼我要捐錢給台灣?他們反而是慷慨解囊。這些由外國人募款蓋的醫院(例如各縣市的基督教醫院,和馬偕醫院…..等等)在台灣救了很多人。另外,他們也在台灣興建很多學校(例如中原大學、輔仁大學、聖心中學和徐匯中學…..等等)為台灣培育無數人才難道您希望這些傳教士,回到他們國家,救他們的國人,不要來台灣奉獻嗎?我不希望,因為他們實在太可愛了,我非常尊敬他們,他們很多人在台灣,奉獻半世紀,早已經是「正港」的台灣人,也因為他們的付出,讓台灣在經濟成長後,能夠善盡 世界公民的責任,幫助更多人,他們的貢獻,值得讚揚和肯定。
 說到宗教,慈濟的國際賑災,幫助過回教國家,幫助過天主教國家,幫助過基督教國家,也幫助過佛教和印度教國家,因此,很多不同宗教的人,開始認同佛教,發現台灣的人性之美,也有不同宗教的人,加入慈濟。慈濟曾經和美國的騎士橋組織,幫助阿富汗,負責人愛德華表示,他是基督徒,卻和佛教徒一起幫助回教徒,這種感覺真 棒;慈濟在印尼舉辦義診,一位新加坡的基督教醫生也說,他是基督徒,參加佛教的團體,到回教國家救人,真好。當然也有很多回教徒,加入慈濟,去幫助其他宗教的人,這不就是「世界大同」的雛形嗎?災難來的時候,不分任何種族和宗教,都會受災受難,因此,慈濟也不分種族宗教去付出,大愛沒有國界的分別。感恩自己幸福、回饋國際相助

 如果你在經濟困頓的時候,有人伸出援手,當你有能力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會知恩圖報,因為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50歲以上台灣人,大概都接受過美援,不論美援有沒有政治目的,但是這些援助,的確幫助台灣的發展,如果沒有外國當年的援助,也 許大部分台灣人,到目前還在用486的電腦。以前人家幫助台灣,讓我們經濟起飛,現在我們有能力了,也應該回饋,幫助其他苦難國家;等這些國家有能力了,將來也會回饋台灣,或是幫助其他貧苦國家。

 慈濟專款專用
更重要的是,慈濟專款專用。譬如慈濟有建設基金、濟貧基金、骨髓捐贈基金、有助 印慈濟月刊的基金,也有國際賑災基金。 如果您還是不認同,慈濟做國際賑災,您可以捐建設基金,幫助慈濟在偏遠地區蓋醫院啊!或是捐濟貧基金,幫助許多繳不出學費的學生,付學雜費,或是投入許多空難 、水災、火災的救援啊!慈濟專款專用,不會把蓋醫院的錢,拿去做國際賑災的。有人想要捐錢投入國際賑災,我們也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

 地球村的災難,不能視而不見
隨著交通便利,網路發達,世界真的小如一個村落,一個地方的災難,今天我們視而不見,可能明天,這樣的災難就會降臨在我們身上。例如,SARS從中國大陸傳出來,不影響了台灣、新加坡和加拿大嗎?美國911事件,重挫全世界經濟,台灣不也受到影響嗎?可能讓您的鄰居失業,讓您的年終獎金縮水。至於美伊戰爭,燒毀的油田,濃煙密佈,不也影響到整個地球環境嗎?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們的種族和宗教衝突,造成中東和亞洲局勢不安,不也影響台灣的油價,使得物價上揚嗎?南非愛滋病氾濫,我們坐視不管,有一天一定會影響台灣;越南和泰國的禽流感,我們漠不關心,不多久,台灣就會有上萬隻雞鴨被 撲殺。今天世界上,只要有人吃不飽、穿不暖,飢寒起盜心,他會不會成為恐怖份子,對台灣造成危害呢?有一天,您去歐洲玩,去美國度假,一定不會再次碰到911 件嗎?去峇里島玩,不會遭到自殺攻擊嗎您覺得恐怖份子,來自富裕國家?還是貧窮國度呢?我想99%的恐怖份子,大概都來自貧窮國家,今天我們任由一個國家,敗壞貧窮,明天我們就要為今天的忽視付出代價,相反的,只要我們去幫助苦難國家,讓 仇恨擴散之前,先灑播愛的種子,用笑聲取代哀嚎聲。即使是杯水車薪,也一定會減少我們,遭受恐怖威脅的機率。每個人都希望自己過得幸福,期盼台灣好,但是,如果世界上天災不斷,種族衝突未歇,即使現在沒有影響我們,以後也會傷害台灣;如果我們盡量去付出、去關懷,減少世界上的許多苦難,真的,這樣才能保障台灣的永續發展。社會不安定,我們不安全,相同的,世界不平安,台灣也不會安全,唯有世界和平,台灣也才會有長遠的幸福。今天台灣把愛心輸出,就像是井水一般,越取用,井水會更新鮮甘甜,井水也不會因此降低減少;但是井水不用,很快就會發臭腐敗,變成不能喝的死水。透過國際賑災,表面上幫助別人,其實是啟發台灣人的愛心, 當台灣愛心人士,越來越多的時候,社會自然會越祥和。

 大愛是唯一答案
世界上衝突頻繁,有的是因為信仰差異,有的是因為膚色不同,大家兵戎相見,不但 沒有解決問題,只造成更多的流血和殺戮;美國可以登陸月球,探測火星和木星,但是卻不能化解別人對他們的仇恨。科技不是人類幸福的保證,只有大愛是唯一的答案。

 人類的寶貴經驗
因為慈濟,我看到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放下仇恨,牽起雙手,舉辦燭光晚會;因為慈 濟,我看到印尼的華人和印尼人,化解對立,互相感恩。沒有任何國家完成的,慈濟做到了,這樣的經驗是人類之寶,是地球更美好的方向。慈濟救濟貧苦、蓋醫院、興 建學校,成立大愛台,最終的目標都是要淨化人心、祥和社會,我看到慈濟在影響台灣;慈濟也透過國際賑災和海外慈濟人,慢慢改變許多貧窮國家的命運,所以我也看 到,慈濟在改變世界。當然,志工也是凡夫俗子,還沒有成聖成賢,因此有些表現,也許不符合所有人的期待,但是慈濟對台灣、對人類的貢獻,絕對不能被磨滅。慈濟不涉入政治,不分籍貫宗教,投入慈善、醫療、教育和文化工作,只希望台灣的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慈濟好像是台灣的膠合劑,縫補被撕裂的傷口, 身為台灣人,應該好好疼惜才對。說到微軟、可口可樂,我們會想到美國;說到SONYTOYOTA,我們會想到日本,但好像沒有一項事物提到後,會讓人馬上聯想到台灣。但是現在,已經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只要說到慈濟,就會想到台灣,而且會說,台灣是一個很有愛心的寶島,台灣人都很善良。

 捨身為台灣
證嚴法師身體羸弱,有心絞痛、乾眼症,70歲了,早就超過退休的年紀,但是他做的,卻比年輕的時候還要多,真的是拖著老命,抱病為台灣、為人類。他做的事,以及 他的人格,和德雷莎修女,應該是沒有任何差別,但是法師在台灣,受到的肯定,卻 似乎沒有相對的多,惡意的批評和謠言,從大陸賑災、國際賑災和骨髓捐贈,一直到興建大愛醫療網,從來沒有停止過。
 法師創立慈濟,帶領台灣人和華人,一起為人類的苦難付出,幫台灣增加國際認同,幫所有華人,提昇國際地位。慈濟不只是一個台灣的慈善組織,我相信假以時日,我 們可以看到,慈濟更是一個救世的團體。我們何其有幸,這個救世團體的源頭,就在台灣,就在花蓮。所以,慈濟的國際賑災,是做國際功德嗎,算是吧!是幫您我,在做國際功德,是用愛來保護台灣。以上是我個人的小小看法,還有其他種種對慈濟誤解的說法,有機會的話,再與各位分享。
我相信您一定接過無數次誤解慈濟的文章,也希望您,點一下滑鼠左鍵,把「慈濟模式釋疑(國際賑災)」這篇文章傳出去,甚至您不妨存檔下來,列印出來,以後碰到 類似說法的時候,可以拿出來參考。

 我期待這篇文章,也能夠像誤解慈濟的文章一般,三不五時被人轉寄,出現在您的電子信箱。
 如果您希望,有一個可以讓台灣在國際間,抬頭挺胸的力量,請您幫忙把這篇文章,不斷傳出去。感恩您!祝福您!

2009年12月7日 星期一

2009年12月5日 星期六

*The Spirit of Humanism in Terminal Care—Taiwan Experience

The Open Area Studies Journal, 2009, 2,7-11

The Spirit of Humanism in Terminal Care—Taiwan Experience
*Rong-Chi Chen, M.D.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En Chu Kong Hospital, 399 Fuhsing Road, San Hsia Town, Taipei County 23702, TAIWAN

Key words: Terminal car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CPR, DNR, resuscitation, humanity
Address: E-mail address: rongchichen@gmail.com
TEL: +886-2-2351-2796
FAX: +886-2-2357-0253
Running title: Humanism in terminal car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medicine is to prevent illness, to cure disease, to relieve suffering and to maintain health. The duty of the physicians, of course, is to rescue life, to cure disease, to relieve suffering and to promote health. However, “birth,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are unavoidable path of human life. When a person has reached the end of his life, when death is impending, the duty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will be to provide love and humanistic care for the patient, to relieve pain and suffering and provide a peaceful and dignified demis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s a holistic and humanistic care for terminal patients by providing physical, 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n Taiwan. We have mad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romoting registration of do-no-resuscitation (DNR) living will in the IC card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and training of Buddhist monastics as chaplains.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medicine is to prevent illness, to cure disease, to relieve suffering and to maintain health. However, “birth, senescence, illness and death” are unavoidable path of human life. When a person has reached the end of his life, when death is impending, the duty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is to provide love and tender care for the patient, to relieve pain and suffering and to provide a peaceful and dignified demise. This is the humanism in medicine, in contrast to the purely “scientific and heroic fighting” of saving life to the last minute. The caring domain of a physician is from birth to death, from “womb to tomb”. At the end of terminal care, physicians should maintain a religious and holistic spirit of  “removal of suffering and provision of happiness” to their patients, as much as he could. 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report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stic terminal care movement in Taiwan.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s a holistic and humanistic care for terminal patients by providing physical, 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n Taiwan. We have mad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romoting registration of do-no-resuscitation (DNR) living will in the IC card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and training of Buddhist monastics as chaplains.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CE PALLIATIVE MEDICINE [1-7]
     In the Sanskrit of ancient Indian Buddhist sutras, “Vihara” was used to name the place for training or residing of monks and nuns. 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 “Hospice” was used to name a cloister or rest station for pilgrim persons since the 5th Century. It was also extended for a place of housing for the injured, the sick and the dying persons. In 1967, Dr. Dame Cicely Saunders founded the St. Christopher’s Hospice in London, incorporating “hospice” into a modern medical facility for the care of cancer and other terminal patients.[1] Since then, the “hospice movement” has spread to Europian, American and Asian countries. It reached Japan in 1973. Some of the hospice facilities of Buddhist hospitals in Japan are called “vihara”.[5]
In 1990 the first “hospice ward”[3] was introduced into Taiwan in the Christian Mackay Hospital by Dr. Chang-Hong Chung. In 1995 I opened a “palliative care ward”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Gradually, many organizations have joined into this hospice-palliative care movement, namely the (Christian) Taiwan Hospice Foundation (founded in 1990), the Catholic Sanipax Medical Education Foundation (1993), the Buddhist Lotus Hospice Care Foundation (1994), the Taiwan Hospice Organization (1995), the Taiwan Academy of Hospice Palliative Medicine (1999), the Taiwan Nurse’s Hospice Association (2005), and the Taiwan Assoication of Clinical Buddhism Study (2007).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and the Bureau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BNHI) also gave official support to the movement. We are observing a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n Taiwan.[2-7]
Palliative care or palliative medicine was used for the medical care aiming at relieving suffering instead of curing of the diseases. The word “palliate” originates for the Latin “palliatus ” or “palliare”, meaning to mitigate, to reduce the severity of, to relieve. It was used in the 16th Century in medicine for the relief or reduction of pain and suffering.
In 199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published guidelines for the palliative care as: ” This is the active total care offered to patients with a progressive illness and their families when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illness is no longer curable,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alleviation of distressing symptom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ordinated service. It provides relief from pain and other distressing symptoms, integrating the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of care. Palliative care neither hastens nor postpones death. Its goal is to achieve the best quality of life for both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8]
In 2002 WHO further defined the palliative care as “Palliative care is an approach tha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facing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life-threatening illness, through the prevention and relief of suffering by means of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mpeccable treatment of pain and other problems, physical, 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9]
In palliative care, the quality of 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ength of life.   Lately, it is the consensus of people working in this field to put palliative care and hospice care together as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THE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Up until recent times, most people died at home, peacefully and in the company of family. Due to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science, however, many people now expire at a hospital. Since the invention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in the 1960s and the subsequent relentless advance of medical technology, our life span may have increased, however, it appears reasonable to suggest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at its end may not have improved. Instead, healthcare providers, in particular physicians, now fight for lives against all the odds, promoting the false belief in the omnipotence of medical care and the triumph of man over nature. As a result of this "heroic fight" by physicians, more and more people now die a painful death in the hospital. Physicians often cannot accept the defeat of losing a patient, while relatives are unwilling to let their family member go or believe they are disloyal or unloving if they do not let the physician attempt a last CPR.”[10]
“Cancer has become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aiwan. When cancer enters the terminal stage, and the physician has exhausted all treatment options and knows that the patient cannot be saved, the individual will often be left to his own devices and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bear the torment and suffering of terminal cancer. When the patient is near the end of life, however, the position becomes diametrically opposed and CPR is applied, with the patient, who is already at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limits of suffering, subjected to yet more anguish, and often consigned to a bitter death.”[10]
With the advanc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many people now a days, died in the hospitals or nursing homes. The ever changing of new techniques in CPR makes the physicians more determined to fight against the death-call and to rescue lives to the last minute. Medical education usually neglected the teaching of how to face the terminal patients gracefully. In the emergency services, medical or surgical wards or intensive care units, when a terminal patient lost his ability to breath, CPR will mostly be applied. Physicians believe that to rescue life is their royal duty, and can not accept to lose the patient without exerting the last effort of CPR. The patient’s family can not let go their beloved. They felt that letting their relative to die without allowing physician to make the last effort is unfilial or unloving.
Is it necessary for physicians to apply the terminal CPR to these patients, knowing that it is a futile effort?[11-13]As a matter of fact, at the end of many terminal diseases, CPR is a non-effective attempt. Many studies agreed that in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CPR is a futile treatment and should not be applied: i.e. the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patients with multiple organ failure or vital organ failure,  such as terminal hepatic failure, heart failure, lung failure, renal failure and brain failure (severe dementia), AIDS or motor neuron disease.[14-17]
The 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 include “ beneficence, nonmaleficence, autonomy and justice.” Since we know that at the end of terminal failure, medical evidence already agreed that CPR is no more “beneficent” and even is definitely “maleficent” in giving more pain, why we can not obey patient’s “autonomy” of wishing “do-no-resuscitation, DNR”?  By obeying patient’s DNR order (autonomy), we will not hurt the patient again by applying CPR (nonmaleficence), we can also help to offer patient a peaceful dying (beneficence). If a terminal patient is given endotracheal tube and mechanical ventilator as part of the CPR effort and sent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to stay for a few hours or days before death, it is a waste of medical resource and preventing the chance of other patients who are in need of the ICU beds. Isn’t it “unjustice” to the latter?[16-17]
In Taiwan, the Law of Medical Care stipulates in the Item 60: “A hospital or clinic should use all its ability and facility to rescue life of any critical patient.” The Item 21 of the Law of Physicians requires “A physician should use all of his ability to rescue the life of any person in critical condition.” There was a physician subjected to law suit because of obeying the DNR wish of a terminal cancer patient. The Ministry  of Health gave a Statement of Number #786849 in 1989 refusing the request of patient or family member’s DNR wish. The family member often asked for CPR out of the loving and filial heart. The physician was afraid of facing legal dispute if he obeyed the DNR order of the patient. Some physician also felt that he was obliged to do the CPR out of his “royal duty” and “loving heart” of saving life. Thus, many patients who died in a hospital continued to suffer from the futile, painful and meaningless terminal and futile CPR,[10,14-17] because CPR is a default practice in dying patients.[18-19]

TH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ACT
A “Natural Death Act” was passed in 1976 in California,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living will”. This law gives the right to US citizen while he was in healthy condition, to make choice of receiving CPR or not (i.e. DNR) at the end of life. In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DNR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to ensure a peaceful dying. However, it is not concordant with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also was not completely legal in Taiwan as stated in the last paragraph. In order to make this practice lawful, to respect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of peaceful death,  the hospice team started to lobby for the passing of a Natural Death Act in Taiwan. On May 23, 2000 a “Hospice Palliatvie Care Act” was finally passed. It was the first in the world to put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nto the name of a legal act. The Act gives definition of th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as “palliative or supportive care for decreasing or relieving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terminal patients.” The Act gives a citizen the right to choose DNR at the final stage of life when he is suffering from an incurable terminal illness. DNR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in th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The Act defines CPR to include: endotracheal tube (tracheostomy), mechanical ventilator, external cardiac massage, drugs used for restoration of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s, cardiac electroshock, pace maker and any other rescuing measures.  Patient can choose to reject all of the above measures or any of them, such as refusal of endotracheal tube. DNR can also be applied to many terminal patients not staying in the hospice palliative units.[11-16] In Item 7 of this Act: “For accepting do-no-resuscitation (DNR), two conditions have to be met(1). Two physicians have to agree on the diagnosis of terminal patient; (2). A signed living will of the patient asking for DNR.” If a patient is unconscious or unable to make a clear expression, a close relative can sign a permission for DNR. The priority of the relatives according to closeness is defined, for example, the spouse has the highest authority to make the decision, followed by the children, the parents, the siblings in that order.  This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Act” gives the right to our citizen to choose CPR or DNR at the terminal stage of his life. DNR indeed is important in providing a peaceful death in th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This Act also defines a “terminal patient ” as “one suffering from severe disease or injury whose death is inevitable in a short time as determined by his attending physicians.” It is not restricted to cancer patients only. Tsai et al’s study in Taiwan [16] showed in 893 patients who died in a 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66.7% had a DNR order signed by the family members.

PROMOTION OF DNR
Medical professionals are encouraged to teach patients and citizens the right of choosing DN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tient Self Determination Act (PSDA) (enacted in 1991) requested patients to be informed of their rights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20] In Taiwan hospitals are urged to giv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o the new admission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Act, every citizen has the right to sign an advanced directive of ‘choosing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or ‘choosing DNR’ to avoid unnecessary terminal suffering.”[21-22] It is much easier to discuss this issue when a person is healthy, young or having minor disease. If a person is old or having serious illness,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the communication about the DNR issue. One can sign this living will of DNR while healthy and young. One copy of it can be handed over to the hospital to keep with the medical record. Another copy can be kept with oneself. In order to avoid keeping the DNR form in the pocket for emergency use, under the advice of the hospice team,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and the Bureau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BNHI) agreed to incorporate this DNR order into the Intergrated Circuit Card (IC Card) of the BNHI. The IC Card is a small plastic card like an Indentification Card or a driver’s liscence. It contains a computer chip which can store many medical informations of the patient. Patient has to present his ID Card to clinics or hospitals when he visits a physician for medical consultation.
The hospital (or the person himself) can send this signed document to the Taiwan Hospice Organization (THO) (www.tho.org.tw). The THO will keep the formal document and send an electronic message to the MOH and BNHI to put into the medical data system of BNHI. The person can then go to a hospital or a clinic to ask for downloading this DNR order into his IC Card and also into the e-medical record of the hospital. Once this process is completed, in the future any hospital can read out this message from the IC Card. There is a column in the basic data of the IC Card which will show that the owner of this card has signed for “DNR” or signed for “organ donation”. This IC Card registration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than the portable DNR order as proposed by Payne and Thornlow. [23]
The physician can act according to this living will order of DNR when the patient’s medical condition is terminal and CPR can offer no more benefit to the patient. The patient can then be referred to a hospice team or taken care of in the medical ward to ensure him a peaceful demise.

THE DILEMMA OF CPR OR DNR
Before the passing of this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Act, there was a medical doctor sued for obeying his patient’s DNR request. After inauguration of this Act in 2000, there was an emergency unit physician sued because of performing CPR to a 94-year old woman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physician can face legal dispute in terminal patient care whether he performs CPR or not (i.e., DNR).[10,14,21,22]  
In taking care of a terminal patient with impending respiratory failure,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should act carefully with loving heart. Is he a terminal patient? Is there a DNR order signed by the patient or by the family member? Is there a DNR order document or DNR order message in the IC card? If the patient is a terminal patient and there is a DNR order, the physician should discuss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with empathy to reach a consensus of helping the patient to die in peace. At this stage of dilemma, a physician should act according to ethics and to law. A loving heart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patient is the best guideline. In a patient with serious illness, discussion about the final DNR or CPR issue in advance is important. It will minimize the chance of medical legal disputes.
The recording of DNR order in the IC card can offer a peaceful ending of the patient and giving the patient and the family a gracious ending of a difficult life. We strongly advocate to the public: “Please do not abandon your sacred right. Prepare your good death or peaceful dying in advance by signing a DNR living will.” We also try to persuade 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Do not neglect your solemn duty of helping patient a good death. Please help the patient to make DNR planning in due time and offer hospice care to the patient in need to ensure peaceful dying for each patient.”[22]

PEACEFUL DYING IS DEMANDED BY MANY RELIGIONS
     In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the spiritual need and psychological care of the patients are as important as the physical care. We wish to provid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comfort to the patients. Sogyal Rinpoche said in his book, 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 “I hope….that doctors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take extremely seriously the need to allow the dying person to die in silence and serenity. I want to appeal to the goodwill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hope to inspire it to find ways to make the very difficult transition of death as easy, painless and peaceful as possible. Peaceful death is really an essential human right, more essential perhaps even than the right to vote or the right to justice; it is a right on which, all religious traditions tell us, a great deal depends for the well-being and spiritual future of the dying person. There is no greater gift of charity you can give than helping a person to die well.”[24] Christians also wish to respond to the “summon of God”, to return to the heavenly kingdom in peace, and no more suffering.
Most religions ask for “free of pain and enjoying happiness”. It is the great vow of a Bodhisattva to “relieve pain and to offer eternal happiness” to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purpose of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providing most humanistic care to the terminal patients is to relieve the patients from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pain. Of course, it is unkind to add pain to the terminal patients by performing terminal futile CPR.[17,21,22,24]

TRAINING OF BUDDHIST MONASTICS AS CHAPLAINS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s a multidiscipline team work and a total care. The word “Hospice” originated from the Christian culture. The first organization to use the word “hospice” in modern hospital was called “St.” Christopher’s Hospice.[1] It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care in hospice palliative medicine. Clergymen are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team for providing spiritual care. Patient’s spirituality can be enhanced by participating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such as a Bible study, Buddhist recitation and prayer.[25,26]   In the Catholic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medical services were used in the religious missions. Hence, medical training was given to pastors. It is much easier to find pastors to join the hospice team. The Hospice Education Center of the Mackay Hospital provides these pastors additional training for hospice care. However, in the Buddhist history, there was no such tradition. No monks or nuns were ever trained for providing service in the hospitals. The Buddhist Lotus Hospice Care Foundation took the initiative respon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such a training facility at the Palliative Ward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NTUH) in 1998. Thanks t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fessor Ching-Yu Chen, director of the NTUH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and the Venerable Shi Hui-Min, dean of the Dharma Drum Mountain College of Buddhism, the training course gradually matured. It started the first effort of training Buddhist monastics as chaplains to participate in medical care in the Buddhist history. Many trainees are currently serving in many hospice palliative units as chaplains. In 2007, the trainees joined to establish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Buddhism Study ”. Buddhist chaplains became an important team in Taiwan’s hospice care.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clinical Buddhist monastics training program” in the curriculum of the College of Buddhism in the university systems.

GOOD TERMINAL CARE IS HUMANISTIC EXPRESSION OF MEDICAL CARE
  When a terminal patient is dying after having already suffered from so much pain in his illness, how can we treat him by giving an endotracheal tube in the process of performing CPR and keep him further suffering alon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Good death is an important human right.[22,24,27,28]What is good death?  I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can be met, a person is thought to have achieved good death:[28-31] “Knowing that death is near; accepting death peacefully; having proper arrangement of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affairs; being the right time and ready to accept it; having made good bye to the loved, the relatives and the friends; reaffirmation of the past life achievement; physical condition is well taken cared of; pains and suffering symptoms are satisfactorily controlled; emotionally calm; anxiey and depressive feelings are relieved; autonomy is respected; final wishes are fulfilled; knowing that the family member’s grief will be taken cared of; nothing to hang over; nothing to worry about.”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s to provide the above mentioned car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hope to fulfill the final wishes of a terminal patient, try to offer the final journey free from pain, suffering, nor regret. As a patient, are you ready to accept the coming ending? As a medical profession, are you ready to help your patients?
In one's final moments, quality of life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ere prolongation of existence. Physicians who respect patients' wishes and provid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can foster a peaceful and dignified departure from life, although the benefits that this provides may not be easily determined empirically. Filial duty and love should find its expression in being with the family member at the end of his life, and in encouraging acceptance of disease, quiet life in his last days and peaceful passing. Where it is unavoidable, the death of a patient is not a medical failure. Not being able to facilitate a peaceful and dignified demise is, however.[10]  Being alive is the ultimate present. Ending life peacefully is the best blessing.

CONCLUSION
When a person has reached the end of his life, the duty of physicians is to give humanistic care for the patient, to relieve pain and suffering, and to provide a peaceful demise. Hospice care provides humanistic care to the terminal patient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ce care in Taiwan. Promotion of DNR living will in advance and registering this living will 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C Car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sure a peaceful dying. Since Buddhists constitute about 70-80% population of Taiwan, training of monastics as chaplains to serve in the hospice is emphasized.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is a holistic and humanistic care for terminal patients by providing physical, 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e have mad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romoting registration of DNR living will in the IC card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and training of Buddhist monastics as chaplains. We believe that these can be used as models in further improvement of hospice care in other countries. In one's final moments, quality of life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ere prolongation of existence.

REFERENCES
1. URL St Christopher’s Hospice http://www.stchristophers.org.uk
2. Rong-Chi Chen’s Blog http://profrcchenmd.blogspot.com
3. Lai YL, Su WH. Palliative medicine and the hospice movement in Taiwan. Support Care Cancer 1997; 5: 348-50.
4. Chen RC. To learn medicine and to learn Buddhism. Taipei: Tow of Wisdom Publ. 2002.
5. Chen RC. The peace and beauty of life--hospice palliative medicine. Taipei: Lotus Foundation. 2004.
6. Taiwan Academy of Hospice Palliative Medicine. Hospice palliative medicine--theory and practice. Taipei: New Wen Ching Dev Publ. 2007.
7. Chao CS. Physician, life and death. Taipei: Bo Ping Cult. 2007.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ancer pain relief and palliative car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No 804). 1990.
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Pain relief and palliative care. In National cancer control programmes. Policies and managerial guidelines 2nd ed.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10. Chen RC. Medical personnel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cept of terminal DNR. Tzu Chi Med J 2006; 18: 155-7.
11. Von Gunten CF. CPR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hen is it futile? Am Fam Physician 1991; 44: 2130-4.
12. SUPPORT. A controlled trial to improve care for seriously ill hospitalized patients. JAMA 1995; 274: 1591-8.
13. Sidler D, Arndt HR, van Niekerk AA. Medical futility and end-of-life care. S Afr Med J 2008; 98: 284-6.
14. Chen RC. Living will for good death. Formos J Med 2008; 12(4): 470-2.
15. Lynn J, Harrel F Jr, Cohen F, et at. Prognosis of seriously ill hospitalized patients on the days before death: Implication for patient care and public policy. New Horiz 1997; 5: 56-61.
16. Tsai YS, Lin YL, Huang SJ. End-of-life care in critical illness. Taiwan J Hospice Palliat Care 2007; 12 (3): 312-20.
17. Wallace SK, Ewer MS, Picker KJ, Feeley TW. Outcome and cost implication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the med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of a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Support Care Cancer 2002; 10: 425-9.
18. Streim JE, Marshall JR. The dying elderly patient. Am Fam Physician 1988; 38: 175-83.
19. Oliver I, Eliott JA. The perception of do-not-resuscitate policies of dying patients with cancer. Psychooncology 2008; 17: 347-53.
20. Teno JM, Braco KJ, Mor V, et al. Changes in advance care planning in nursing home before and after the Patient Self Determination Act: report of a 10-state survey. J Am Geriatr Soc 1997; 45: 939-44.
21. Payne JK, Thornlow DK. Clinical perspectives on portable do-not-resucitate orders. J Gerontol Nurs 2008; 34: 11-6.
22. Chen RC. DNR does not equal to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Taiwan Med J 2008; 51(4): 36-9.
23. Chen RC. How clinicians handle DNR. J Healthcare Qual 2008; 2(5): 34-7.
24. Sogyal Rinpoche (Gaffney P, Harvey A, editors). 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4; p. 186.
25. Chao CS. Psychiatric mental health nursing and spiritual care. J Nurs 1998; 45(1): 16-21.
26. Taylor EJ. Spirituality, culture and cancer care. Seminars in Oncol Nurs 2001; 17(3): 197-205.
27. Weisman AD. On dying and denying. A psychiatric study of terminality. New York: Behavioral Publ. 1972; p. 36-41.
28.Hartley J. A good death. Nurs Times 2008; 104: 18-20.
29. Cheetam N. Teaching a good death. Nurs Stand 2008; 23: 62-3.
30. Hsu HW, Hu WY, Cheng SY, et al. Good death assessment of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terminal cancers at a palliative care unit. Taiwan J Hospice Palliat Care 2005; 10(4): 358-70.
31. Gould M. A good death is part of life. Health Serv J 2007; 117: 26-8.